11、火烧圆明园(2)

　　厦门和上海的居民对外国商人的敌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城市，厦门的商人极少与英、法等国商人有生意上的往来，来到上海的外国商人也只有在沼泽地带和无人居住的乡村落脚，周围的居民在他们到来之后纷纷离去。茶叶、丝绸贸易几无增长，即便战前兴旺的鸦片贸易，如今的增长速度也不过每年区区两万箱。兴冲冲越洋而来的各国商人大失所望。

　　洋人们急于寻找时机改变这种惨淡的现状。

　　1854年,距《南京条约》的签订已经十二年，英、美、法三国援引《望厦条约》中十二年后重新修约的条款，试图与帝国政府重开谈判，以改变此前条约执行效率低下的窘迫情状。此时，清帝国政府竟无办理外交的专职衙门，四年前继任的咸丰皇帝对金发碧眼的夷人又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还有些厌恶，遂把外交事务全权交给万里之外的两广总督，设在广州的两广总督府于是成了帝国实际上的外交衙门。三国外交官从这年的秋天开始，就不断地约见两广总督叶名琛。与新主子一样极度仇外的叶大人根本就不想见到这些浑身散发奇异香水味的洋夷，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约见。三国外交官又一同北上来到天津，企图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更为积极的反应。然而，南北穿梭的外交官们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1856年10月，一艘在香港注册、悬挂英国国旗而实际为中国人所有的船只——“亚罗号”行驶至珠江口时，被帝国的水面巡逻部队截获。对国际海事法律一无所知的帝国士兵对中国人的船只居然悬挂外国的旗帜大为愤怒，遂登船扯下英国国旗抛掷海面，并扣押了部分船员。无独有偶，就在这一年，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被当地政府官员以盗匪之名处以死刑。

　　正为重新修约上下奔波而苦于无计可施的英、法两国，终于找到了挑起战端的借口。因英国人受困于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士兵叛乱，而使战争时日稍稍拖延。1857年底，英法联军仅用几天时间就攻下了广州。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南国重镇在遭受侵略时的抵抗场景：

　　25日，星期六，一大群“乡勇”对广州城内一条被英军占领的老街发起进攻。这些人是乡村民团的成员，称为“乡勇”，他们定期聚会进行军事操练，大清国人认为这些人最勇敢、最有战斗力。他们沿两条窄巷从两个相对而言的方向同时逼近老街，在老街的末端会合。他们一边走一边挥舞着长枪、长矛，还翻着筋斗，并不惧怕英国人的出现。

　　明年春夏，英法联军重演1840年的那一幕，再一次挥师北上。美、俄两国舰队也尾随而至，坐“海”观虎斗。5月，大沽炮台陷落。军机大臣桂良慌忙来到天津，与各国签订了所谓《天津条约》。新条约“约定”：各国派遣使节驻住北京；各国传教活动受帝国保护；在长江中游以及其他省份增开多个通商口岸；各国商船可以在帝国内河自由航行；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关税降为2.5%；帝国赔偿英法军费六百万两白银。在中英条约中，英国人还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作为英国舰队撤出天津的条件。双方还约定，条约经各国政府批准以后，明年在北京换约。

　　如此苛刻的条约，令年轻的皇帝暴跳如雷，而其中驻节北京一款最不能容忍。1859年，英法舰队护送两国公使到达天津海面，准备如期到北京换约。但这次他们在大沽口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蒙古将领僧格林沁在重修的大沽炮台上，指挥帝国的炮兵，击沉英舰四艘，重伤六艘。美国舰队不顾本国政府的中立立场而施以援手，才使死伤累累的英国人得以逃脱。

　　帝国政府对美国人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的恶劣行径，不但没有任何谴责，反而允许美国人由陆路进入北京交换条约。虽然美国公使华若翰在北京同样被向皇帝下跪之类的礼仪问题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条约终于得以顺利交换。桂良的解释是，英国人显然存在着敌对情绪，竟然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前来换约，相对而言，美国人则仅仅乘坐一艘船前来，这表明美国人的确是为着和平的目的。与此同时，俄国公使也从陆路到达北京，交换了条约文本。

　　英国人吸取教训，决定仿照美、俄的做法，试图派遣一支和平使团到北京交换条约，但巴夏礼率领的英国使团却遭到逮捕而被下至北京的监狱之中。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集结。二万五千名英法士兵由陆路侧背夺取大沽要塞后占领天津，在距北京十五公里的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胜保的抵抗，于10月上旬进入北京。咸丰皇帝带着沮丧和羞愧、还有他的后宫佳丽，于此前逃往热河。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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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