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2)

　　但是，美国却利用亚非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国家之间的隔阂，造谣诽谤，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54年12月底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召开亚非会议后，美国官方和一些报刊就大肆进行诽谤性宣传，声称“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说什么茂物会议公报的措辞是“含糊的”，开会的目的是“伪善的”，并鼓吹这是“反对西方的一个行动”，企图煽动一些亚非国家抵制这次会议。美国《圣R26;路易斯邮报》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要召开亚非会议。”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美国国务院对亚非会议十分恐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万隆将会同美国所特别希望不要受中国传染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家进行直接联系”。

　　二、中国面临的选择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中国赞同正在酝酿中的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这年的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先后访问中国，两位领导人在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都提到了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

　　1.支持但不参加。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

　　这次会议的筹备，主要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锡兰负责。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虽对新中国比较友好，但怀有戒心。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百般阻挠新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同时，我们得到情报，为阻挠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美国甚至勾结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了针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政治谋杀活动。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可以支持会议召开，但并不参加。

　　2.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以意识形态划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可以以意识形态划线，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3.参加会议，力促会议成功。

　　这次会议是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战后出现的推动世界走向进步的一股强大的潮流。亚非会议如果取得成功将会有利于亚非国家团结，促进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削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和禁运；有利于促进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发展，改善我国的外交环境。

　　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三条。

　　三、具体操作过程

　　（一）认真准备

　　1954年10月20日，当来华访问的尼赫鲁在会谈中再次兴致勃勃地提到召开亚非会议问题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应该积极出席这次会议。因为这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周总理接过尼赫鲁的话题，明确表示：“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也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

　　毛泽东十分欣赏周恩来的这一看法，也明确表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本文摘自《钱其琛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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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