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3)

　　在确定了我们参加会议的大方向后，周恩来意识到必须明确我们的参加方针，制定符合客观形势的政策。从1955年2月起，周总理立即着手筹备会前的准备工作，主持研究和制定了我们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这份草案指出：

　　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

　　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调和缓和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我们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区分各国内政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上，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的干涉。

　　这份草案经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审核后，代表了我国即将出席亚非会议时所持的态度。

　　在准备出席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二）迎难而上

　　1955年4月7日，刚刚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在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空军苏式里—2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中午11时30分抵达昆明。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卓越表现就使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大感紧张。他于1955年初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说明》。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悲叹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我们外交最紧张的时期”。周恩来总理在2月10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度尼西亚总理的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策划谋害周恩来总理的罪恶计划，并把香港和万隆作为实施计划的主要地点。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这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爆炸的碎片击中第三号油箱，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由于周总理应约去缅甸仰光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的六国会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事后，周恩来总理除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外，继续按预定计划进行会议筹备，飞往仰光。

　　当天晚上，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针对这些负面情绪，周恩来总理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冷静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根本利益上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取得成功。”同时，他也真诚地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

本文摘自《钱其琛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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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