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4)

　　对周总理的客观分析和诚恳表态，与会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决心为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1955年4月16日凌晨1时10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印度尼西亚。

　　途中还有一个插曲：在飞机飞过新加坡上空时，忽遇雷雨。11时45分，飞机只得在当地迫降。这时，新加坡与我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在当地活动也比较猖獗。专机降落后，周恩来意外地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的邀请，请他在机场贵宾室稍歇。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同行的陈毅、廖承志等同志力加劝阻。但周恩来却说：“这个麦克唐纳是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R26;麦克唐纳的儿子，也是能够对马来西亚政局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这送上门来的工作不做岂不可惜？”

　　下午2时，麦克唐纳将周恩来和陈毅送上专机，回国后，周总理还特别就此次接待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下午5时50分，中国代表团专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在机场，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群众的热烈欢迎。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的专机飞抵安第机场，来到了这次历史盛会的所在地——万隆。

　　在机场，周恩来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致意，预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日益发展，亚非会议圆满成功。同时，周总理也指出有些人不喜欢这个会议，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这次会议，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为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在万隆市民的热烈欢迎下，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下榻位于市郊的达曼R26;沙里街10号驻地。

　　这一天，29国代表团从非洲最西头的利比里亚到亚洲最东头的日本，陆续抵达万隆。在29位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总理或相当级别的领导人，还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

　　从4月18日到24日，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

　　（三）求同存异

　　1.会议第一天：认真观察，仔细思考。

　　1955年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幕。

　　与会的29个国家的代表共340人，他们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

　　在人们的记忆里，还不曾有过聚集这么多已经独立的种族、民族、肤色、语言和文化等各不相同的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他们所代表的29个国家，占了世界总面积的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的2／3（14.4亿）。

　　会场大厅是按联合国会议厅的模式布置的，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环顾会场，映入眼帘的是：来宾席和记者席上早已满座；主席台上，29面与会国国旗在巨幅紫红色天鹅绒幕布的衬托下，按照国名第一个字母的次序齐刷刷地排列着。五星红旗位居左起第五。

　　4月18日9时15分，随着会议主席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的举槌一击，亚非会议正式开幕了。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苏加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50分钟的开幕词，精彩异常，充分表达了亚非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尊重的心声，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共鸣，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下午4时20分，各国代表团团长相继发言，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世界还不稳定，殖民主义还没有死亡，会议应当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会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在下午的会议上却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却大唱反调，发出了“挑战书”。他公然声称:“世界上有三股势力扰乱了和平与和谐”，那就是“老式的殖民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辩解说“老式的殖民主义已经日益衰亡”，进而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和宗教信仰”，“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和“在阶级和各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的学说，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他要求各国按照他提出的所谓“防御措施”行动，一直到他设想的有朝一日“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为止”。

本文摘自《钱其琛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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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