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如何面对艰难时世(2)

　　三、业绩决定去留

　　股东们越来越难以容忍投资回报低于预期水平，因业绩不佳强制CEO离职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大。2004年，在欧洲与业绩有关的CEO离任达到了历史高峰，42%的CEO离任风波都牵涉到业绩。在我们的术语中，“常规”离职是指所有计划中早就安排好的引退，包括死亡。在2004年，2 500家企业中常规离职的比例比往年提高了7?3个百分比。“与业绩有关”的离职，指的是CEO出于业绩表现不佳或与董事会意见不合而被迫辞职，这一比例也比往常提高了。而CEO由于公司被并购选择离职的比例是唯一低于往年高峰值的一种，低了2?4个百分比。

　　我们从CEO离任资料所反映的现象中可以看出，股东行为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在全球有扩张趋势：欧洲和亚洲的总离任比例和强制离任比例现在超过了北美。但是对不同地区的CEO离任来说，这种行为主义的涵义随着治理结构、历史和经济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2004年的欧洲，与业绩有关的CEO离任达到了历史高峰，超过了我们所研究过的任何地区、任何研究年份强制离任的比例。欧洲和日本的总离任比例分别为16?8%和15?6%，在2004年同样创历史新高，几乎接近2000年网络神话破灭时北美18%的总离任比例。在2004年，欧洲公司42％的CEO离任风波都牵涉到业绩，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只有31%。调查中发现，除了2000年英国达到18?5%以外，德国公司2004年的离任比例在各大经济体中达到最高的18?3%。亚太地区（日本除外）CEO更替比欧洲更频繁，尽管强制更替的比例要低一些。代表了该地区18％大企业的澳大利亚，经历的离任比例尤为显著——高达18?3%。在日本，2004年内与绩效有关的离任和并购引发的离任同时增加了。日本受到了传统的CEO选拔机制的影响，强调长期培养内部候选人，而等CEO以高龄（2004年平均继任年龄为59?4岁）继任之后，在退休之前发挥的时间又很有限了。在日本，即使是最成功的CEO，平均服务期限也只有6?3年，相比于北美并不成功的CEO的平均服务期限5?2年，只高出一点点。在北美，2004年CEO计划内的离任和与业绩有关的辞退，年均的比例各自在6%和4%左右。并购引发的更替是循环的：在2004年，这一类离任比例为2?8%，接近我们所有研究年份的平均值。

　　四、CEO的任期越来越短

　　在欧洲，CEO被解雇前平均任期仅两年半；而北美任期长久的CEO们通常能带来过人的业绩：他们中78％的人在整个任期内带来了超过平均水平的股权收益。

　　CEO更替的基准就是全部员工正常流动的比例。根据BNA公司的季度调查报告，美国的员工更替比例一般是每年12%（下岗和临时工不算在内）。2004年的CEO总更替比例几乎和全部员工的更替比例相当，在这个值域内，美国接近低端，而欧洲接近高端。至少我们从人事更替的角度来看，CEO跟一般的员工没有区别。

　　CEO离任的一个有效基准就是任期，即一位即将离职的CEO在他/她职位上服务的时间。2004年间不同地区的平均任期差异很大：日本除外的亚洲地区为五年，到北美则接近九年。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任期才标志着一个大体健康的经济体呢？

　　从全世界范围讲，2004年业绩不佳的CEO平均在位4?5年后就被解雇了。我们推断，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限。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成功的战略必须在五年之内就产生积极效益。另一方面来讲，研究表明，CEO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来开发战略并看到战略的成效。CEO如果受到约束较多，他们会变得更厌恶冒险而不愿意着手风险性较强的项目，这样会妨碍企业价值的可持续增长。

　　表3?2列出了不同地区CEO离职前的平均任期。

　　表3?2按地区列出CEO离职前的平均任期

　　1995199820002001200220032004七年总计北美11?410?28?68?310?38?48?89?3欧洲5?36?87?25?96?66?75?66?3日本7?66?97?57?68?07?56?17?3亚洲其他地区7?36?59?910?08?25?34?9全世界8?88?68?17?58?57?66?67?9资料来源: 博思艾伦

　　在欧洲，人们对短期任期似乎十分偏好。在2004年，CEO被解雇前平均任期达两年半，这是一个短暂得惊人的时间跨度，只能起到负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需要许多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要在两年以上的时间范围内才能产生效果。欧洲也许进入一个需要转型变革的周期中，而面对很快就被解雇的威胁，现任的CEO不得不专注于短期业绩表现，而无法完成（甚至开始）许多欧洲公司都需要的转型过程。相反，跟国际水平相比，CEO的离任比例在北美过低了。北美董事会开除表现不佳的CEO时下手最慢：北美业绩表现不佳的总经理平均任期是5?2年，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

　　北美平均任期较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北美CEO中在位至少20年的人为数过多，而欧洲任期较长的CEO们的服务年限约为北美的1/3，日本和其他地区CEO服务年限则接近其一半水平。这一现象从一方面反映了北美经济实力的强大：服务年限最长的CEO中有一半的人建立了像戴尔这样模式的企业。另外1/4的CEO很有远见，他们重组了大型企业，并使之焕发新生。

　　北美任期长久的CEO们通常能带来过人的业绩：他们中78%的人在整个任期内带来了超过平均水平的股权收益。但是，只有很少比例的人能在后半段任期内带来同样优异的收益。

　　投资者并不希望董事会限定表现出色的CEO的任期。北美董事会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更好地应对CEO参差不齐的表现。他们需要将表现突出的人物留下，延长其任期；使表现平平的CEO的任期控制在七年以内这一全世界其他地区的一般水平；另外在较短时间：全世界四年半的平均水平内替换达不到标准水平的CEO。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应该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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