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监管协调与再监管机制(2)

　　监管联席会议名存实亡

　　虽然200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就明确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但第二次联席会议的召开却是在2004年3月，其间间隔半年。正因如此，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的协调和沟通问题渐露端倪。

　　2003年初，数家基金公司将货币市场基金推出方案上报证监会，之后，因银监会和证监会在政策协调上未达成一致，货币市场基金出台时间被一再推迟。当时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以货币市场金融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监管权到底该归属证监会，央行，还是银监会？

　　2004年3月18日，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根据已建立的协调工作机制，召开了三家监管机构第二次监管联席会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出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就如何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行了沟通、讨论和协商。此外，还就加强金融监管的其他具体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

　　但是这次监管联席会议的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点从银行发行次级债方面银监会和保监会的“斗法”就可以略知一二。

　　2003年底，银监会通过一项政策，银行得以通过发行次级债增加资本实力。当时业内普遍认为，保险公司是这种债务的最大买家。但2004年3月末，保监会却发文对保险公司买入次级债进行限制。此事发生在第二次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后不久。

　　事情最终得到解决已经是三个月之后的2004年6月下旬，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文，以允许商业银行互持次级债的方式解决了发行通道的问题，一周后，保监会也对其政策进行了调整，放宽了保险公司投资次级债的限制。

　　原惠誉评级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博士曾表示，央行和银监会允许银行间购买次级债券，实属迫不得已。

　　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公布。但本应在当月召开的季度监管联席会议也正是这个时候没有了下文。直到2005年9月，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再也没有召开。并且除了2004年10月25日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之外，市场并没有看到监管机构三方之间或者某两方之间的密切协作。

　　业内人士指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设计与安排依然存在着诸多有待完善的问题：

　　首先，这种分工协作缺少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参与。“备忘录”明确了“三会”的职责分工，却没有兼顾到“三会”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工协作关系。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有必要随时掌握金融体系的动态，并及时对金融体系的风险作出正确评估。

　　其次，“备忘录”中“三会”之间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难免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约束将各自信息向对方披露。一旦各监管机构之间对某项政策产生利益纠葛，或出现对各自所监管行业利益的保护行为时，缺乏一种强制力量予以调节。

　　更重要的，“备忘录”所体现出的监管理念仍是一种“部门对机构”的传统监管方式。

　　在没有监管联席会议的日子里，中国人民银行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从2004年3月至200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与监管机构联合发布了超过10个政策性文件，其中多项涉及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应该协调的内容。

　　改进监管协调机制

　　自从中国银监会成立之后，金融业界人士和金融专家对于改进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最核心的是两条：设立金融监管协调的常设机构；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本文摘自《中国金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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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金融业正式对外资全面开放，这是中国金融业27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水到渠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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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全面开放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时刻，回顾过去27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回顾其中众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金融业下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长期从事金融领域报道的资深记者和金融行业咨询的资深专家，两位作者凭借对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深厚了解，完成了这本试图较为全面地反映过去27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变革的著作，希望能够对广大的中国金融领域的从业者以及对中国金融改革感兴趣的海内外人士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