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与“珠三角”两种企业发展模式的分析(1)

　　路径迥异，模式不同曾经独领风骚的粤商为何日渐式微？为何浙商后来居上、气贯长虹？追根究底，既因先天的基因，亦因后天的进化。粤商欲重振雄风，当以浙商为鉴，以后天的加速进化弥补先天的基因缺失。在座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做钟表生意的，我于钟表业来说是一个门外汉，但企业成长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据我了解，广东的钟表业，基本上都脱胎于“三来一补”。几年前，我曾到瑞士考察过当地的钟表业，感触很深。瑞士的钟表企业大体上分成两块，一块专门做时尚手表；一块专攻表面和设计。机芯则由两家机芯厂生产，其余大批的零配件，就由第三世界国家加工生产，中国的东莞和深圳就是主力军。手表行业、珠宝行业，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奉行的是僵化的苏联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现了一批钟表厂，生产诸如春蕾表、梅花表及上海表等，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这些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基本都不存在了。但我国的钟表业却重新崛起了，怎么崛起的呢？大多数是通过“三来一补”实现的。首先是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商人带着瑞士、日本的订单来到深圳与东莞。在加工零配件的过程中，本土企业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感觉，开始生产自己的钟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钟表生产和出口大国，拥有全球70%的市场份额，但我们却不是世界钟表强国。为什么国产表一直不能形成大气候？因为我们卖钟表就像卖衣服一样，是用秤来称的，靠的是数量，价格低得吓人。瑞士的一些名表，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不大，但是销售额却占了70%。为什么？因为其知识的附加值、品牌的含金量很高。在此背景下，我们的很多表厂渴望做品牌。但是必须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品牌之路太漫长、太遥远，没有一二十年根本做不到。第二句话，源于“珠三角”、“三来一补”的中国钟表厂，存在着先天的基因缺失。要说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涉及到“珠三角”的经济模式——一个是珠江西岸模式，另一个是珠江东岸模式。西岸模式的主要代表是南海、番禺、顺德，东岸模式的代表则是深圳和东莞。珠江的东西两岸，由于生存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基因、两种生存方式。东莞和深圳连接香港，形成一条独特的工业走廊，因近水楼台之故，最先享受了世界产业转移的阳光雨露，它也是“三来一补”的最重要基地，东莞就被称为“世界加工厂”，俨然是世界分工的一个环节，事实上它只是西方企业的一个生产车间而已。在这个背景下，珠江东岸的企业家整体发育是不完善的，有人戏称其为“工厂主”或“车间主任”。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条件远不如东岸的珠江西岸，如顺德、南海、佛山、中山等地，反而形成了很多品牌企业，这到底是为什么？回首一望，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那时它们没有机会被纳入世界分工。这里的老板为了生存和发展，就从小商小贩、个体户做起，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逐渐从“蝌蚪”变成了“青蛙”，企业也从弱到强、由小到大。企业要发展、要壮大，就要做研发，做销售，做网络，做品牌，这是企业维持生存的基本保证。所以这种背景和条件下的老板经历了从小老板、中老板到大老板的完整进化过程，企业也因此可能做大、做强。而作为“三来一补”企业，却无需考虑这些问题，它只要保证质量，按时交货就可以了，品牌是别人的，与它没有关系。这样，珠江东西两岸的老板就形成了两种格局。尽管现在东岸这一侧赚的钱比西岸还多一些，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些“工厂主”、“车间主任”，不去补市场营销、品牌营造这一课，一旦世界经济危机出现，或是经济重新洗牌，最终这些提供肚子给别人“生娃娃”的企业就一文不值了。因此，我认为，在小老板阶段通过与国外企业的分工协作挖到第一桶金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有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当别人的配套车间，帮人家“生娃娃”是走不远的，企业也是做不大的。最近我们在东莞帮几个身家上十亿元的企业做咨询策划。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们与珠江三角洲西岸南海、顺德、番禺老板的差别。他们企业的规模不一定比西岸的小，但他们对市场的理解、对品牌的理解、对营销的理解，基本上是空白。另外，东岸企业的团队基本上是拼凑的，而珠江西岸的许多企业，经过10年、20年的历练，已经形成了一支能征善战，极具战斗力、竞争力与凝聚力的团队，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势的企业文化。我还发现，时至今日东岸老板的兴奋点依旧是勾兑。如果不注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会成为更大的问题——在越来越规范的市场里，靠不规范的手段是走不远的。浙商启示录这些年来我在全中国到处跑，“长三角”去的次数也很多，于是我经常把“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比较。如果说以前是广东商帮领跑中国，那么，近几年来似乎是浙江商帮代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中国发展到今天，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今日之中国已经进入产品过剩的时代。在此背景下，形势比人强，中国的产品不得不往高端走，往品牌之路走，往全世界走，这时广东模式的很多弊端开始显现，而浙江模式的优势则凸现出来。前不久，我在佛山演讲时就指出，浙江不仅有浙江经济，而且还有“浙江人经济”，而广东只有广东经济，却没有“广东人经济”。从另一个角度讲，粤商是坐商，浙商则是行商。浙江的人口大约只有广东的一半，但现在浙江在全中国有300万老板，在全世界有100万人。300万浙江人，几乎遍布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100万浙江人，分布在全世界。正是这种所谓的“浙江人经济”，使浙商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产生了自己的产业链、营销链、血缘链以及区域链。浙江经济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浙江千家万户的产品就是通过这个链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为什么浙江的饮料巨头娃哈哈，最终打败了广东的健力宝和乐百氏？是实力吗？不是！是什么？是网络。娃哈哈直达市场神经末梢的营销网络，让世界饮料业的巨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在今日之中国，我们发现浙江的商人几乎遍布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大老板，占北京、上海；中老板，占广东、福建；再小的老板，就往新疆、西藏去。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而每个老板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从“蝌蚪”变成“青蛙”。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地当“蝌蚪”，到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靠勤奋去发财，等原始积累完成了，就迅速地从“蝌蚪”变成“青蛙”，然后再往高处走。相反，我见过很多广东老板，包括我的很多客户，我赶他们去北京、上海拓展，不到两天他们就都跑回来了——打死也不去。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北方太苦了，又没有早茶吃，又没有汤喝，日子很难受。要讲过日子，还是咱们广东好，到北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发了财还是要回广东生活。”这就是浙商与粤商一个很大的区别。尽管广东人曾将粤菜馆开到了全国，将广东货卖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中，广东经济依然是“小贩经济”，没有像浙商那样形成自己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产业网、营销网。尽管五邑、顺德、潮汕等地号称自己在全世界有多少海外同胞，但是我没有看到海外的广东人与广东的广东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关联性，远没有形成内外互动、优势互补的商业网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人缘、地缘和血缘优势，进而打造一个交流互动、信息通畅、优势互补的市场网络，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浙商与粤商的第二个差别，现在也显现出来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品从短缺时代进入到过剩时代。在过去物质短缺的年代，产品怕的是生产不出来，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肯定能卖得出去，所以那年月从事生产的老板没有不发财的。可到了过剩时代，仿佛一夜之间，什么东西都不好卖了，以前低声下气、窝窝囊囊的消费者现在变成了“上帝”、“衣食父母”。现在好像除了房地产业的日子还好过，其他企业都被激烈的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想往房地产上靠。钟表行业的利润也越来越薄，据我所知，有些地方卖表甚至用手来抓，一把手表多少钱，把表卖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时代已经悄然地改变了，我们的企业观念也必须改变。在这个产品全面过剩的时代，任何一个不走品牌化道路的企业，都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品牌化，才有附加值，才有生存空间。浙商仍然抢占了先机。大家知道，10年前，温州差不多是假货的代名词；但10年之后，温州却成了品牌的大本营。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愤怒的西班牙商人把温州商人的皮鞋城烧了，从而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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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