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商帮，一个历史的范畴(1)

　　邓小平同志以力挽狂澜的惊人魄力、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度，打开了沉睡已久的古老中华的大门，响亮地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务实性的口号。中华民族自此躬逢千年未遇之变局，国人受压千百年的创造潜能得以空前释放，犹如喷薄之岩浆、决堤之洪波，铺天盖地、呼啸而来。在短短的20年里，中华民族取得了以往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伟大成就——“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以此为背景，一个消失已久的群体，一个沉寂已久的话题，一个尘封已久的标本——中国商帮又再次崛起了！它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国的商帮为何在此时热浪滚滚？其勃发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何？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研究、考察中国商帮的兴衰轨迹，在今天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晋商与徽商的崛起明清之际，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农、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使得这两类产品的交换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也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为了征讨北方游牧民族、维护边疆安定，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土地上，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对晋商来说，这是一个良机。它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与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以上两点，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时”。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从整个中国的大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牧民需要中原农民的茶和布，中原农民也需要牧民的牛和马。由此，晋商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双方交易的枢纽和桥梁。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据统计，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75年中，共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清光绪初年，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曾遭受特大旱灾，“大地生烟，野绝青草，寸粒不收，雁粪充饥，骨肉相食，十室九空”，其中以山西的旱情最为严重，有1/3的人口在灾荒中死去。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但不管怎样，作为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确是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最初的交易局限于山西及周边地区，但随着两种文化、两类产品的互补需求越来越大，加入这一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交易的辐射及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了——向内，扩展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直至苏联广袤的游牧之所。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此外，晋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渗透到漠北的游牧地区，还因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丘上，交通没有阻碍，用马匹、骆驼就可以运送货物。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力是茶叶，主要市场在内陆腹地，运输凭借的主要工具是舟楫。在徽商的作用下，源源不断的物资由长江到上海入海口，顺海而下到广州，直抵南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考察过中国商帮的崛起，我们完全可以倒过来说“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是天时，呼唤了商帮，催生了商帮，造就了商帮；是地利，强化了某一特定区域（如山西和安徽）商帮的价值和地位；是人和，在商帮崛起过程中使商人们产生了一种精神，形成了一种能量。由此，一旦客观环境（天时）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通路及所依凭的交通手段（地利）改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商帮很快就会销声匿迹，甚至荡然无存。作为经济实体的商帮虽然消失了，但其文化余脉及其精神理念却随着流动的商人融合到了新的经济社会之中。比如，徽商中的一部分消融于江浙一带，特别是十里风华的扬州；而晋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在进入民国时期后，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老字号和传说，更是晋商文化与晋商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与政治相互结合，便成为了政治圈中长袖善舞、亦政亦商的官僚资本，像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属此类，他任地方军阀时的很多做法更像商人，如不同的铁轨轨距，不同的货币等。晋商与徽商：商品经济的侏儒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经历从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阶段。初级形态发生在流通领域，可以称之为“商业资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会产生交换商品的行为，进而形成商业活动，贸易的高级形式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从产业资本进化到金融资本。纵观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都逃不掉这个规律。但中国商帮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他就像一个侏儒，长到1?2米就不长了，说他是大人，他的身体是小孩的；说他是小孩，他却有一颗大人的脑袋。不管是晋商还是徽商，他们都主要停留在流通领域这个层面，产业资本的发育严重不足。之所以会成为侏儒，原因很多，诸如资本主义的发端不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现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宪政意识及产权关系。即便是近现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产生的。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士农工商，士为首，官为本，商为末。再有钱的商人，也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相反，功名在身的士人（读书人）再穷，也会受到封建社会的广泛推崇和尊重。所以，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当然也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上的自卑，商人们纷纷依附官场，或者买个翎子（如胡雪岩），或者干脆亦商亦士，让自家有资质的子弟拼命读书，博取功名，以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光宗耀祖、扬名显亲。读书是另一种天赋，另一种家族遗传，但读不了怎么办？聚敛起大量财富的中国商人们就会在祖居之地大兴土木，用千金万银拼命地打造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的宅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超越自卑，显示价值，抬高身价。在山西，在安徽，这样固化了的商业精神和价值载体随处可见。这些富商巨贾的建筑，无不厚重伟岸、雕梁画栋，“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但在其富丽、恢弘的气势下，仍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腐、浅薄之气，比如钟上放个瓶，就叫“终身平安”；五个蝙蝠聚集一起，就叫“五福闹寿”。中国的商帮是商品经济的侏儒，因为它的“根”在流通领域，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但生意规模要做大，要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他们引进了金融资本，甚至是官僚资本。于是，中国的商帮，虽然不长个子了，但却长出了成年人的生理特征。坐在桌子上是个大人，站起来只是个孩子——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帮的最大特点。正因如此，虽然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的商帮，尤其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资本从商业资本转入金融资本后，就出现了类似现代银行的票号和钱庄。票号和钱庄建立的基础一是网络，二是信用。晋商、徽商遍及全国的销售通路及店铺为其票号和钱庄的产生提供了庞大的网络，而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累计的商业信用则为票号和钱庄注入了“灵魂”。说到底，金融资本靠的就是信用。为什么目前人们要将钱存入银行或购买保险，就是因为有国家信用的支撑。不论怎样，票号、钱庄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帮文化的高峰与绝响，它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奇迹，并且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消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然而，中国商帮虽然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些条件，但遗憾的是，它却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它就像生长于牛粪之上的幼苗，不管长势如何诱人，当有滔天的洪水奔袭而来时，却必然会随着牛粪一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亦商亦盗的粤商与浙商其实，当晋商与徽商如日中天、横扫华夏大地时，身处南国沿海边陲的广东粤商与位于东部沿海的浙商也已经活跃在了中国的万里海疆和内陆大地之上。由于天时不同、地利迥异，粤商、浙商与晋商、徽商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似的是，它们都在封建经济的框架内产生，都以资源的交易流通为主。不同的是，粤商与浙商主要经营国际贸易，尤其是粤商，他们充当国际二道贩子，将西方国家的香料、毛制品、工业品，甚至印度的鸦片贩了进来，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茶叶、丝绸等手工制品输往西方。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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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