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商帮，一个历史的范畴(2)

　　其次，其大量贸易主要在海面上或港口内完成，与晋商、徽商通过网络及店铺不同。再次，这种独特的贸易形势以及其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区位，使他们具有双重角色——亦商亦盗。生意顺利的时候，他们是规矩的商人，而贸易受阻或亏损连连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夜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强盗。最后，粤商、浙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具有海洋意识或国际意识。随着中国的两大商帮——晋商及徽商的失落与消亡，粤商与浙商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他们却未完全消失，而是带着强烈的国际意识融入到了一个新生命的血脉当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五口通商之后，他们（尤其是粤商）首先进入了专司国际贸易的广州十三行，搞贸易、办洋务，转变成了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商人。上海开埠之后，因其“襟三江而带五湖”的特殊区位优势，浙商与粤商又纷纷进入上海，成为“大上海”现代商人的鼻祖。很多年前我去上海，朋友相约到霞飞路看一些一百多年前大商家的公馆。路上我问朋友，一流公馆属于广东潮汕帮，还是宁波帮？他们说肯定是宁波帮。我说，错了，最大、最有气派的公馆一定是潮汕人建的，不信打个赌。一路参观下来，果不其然，最大的公馆真的是广东商人陈氏兄弟发财之后修建起来的。不仅如此，凡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公馆都属于潮汕帮，几个小的公馆才属于宁波帮。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上海话是怎样构成的？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上海话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处于塔尖部分的就是潮州话。现在上海话中的一些俗话、俚语，还可见潮州话的痕迹，比如，形容一个人精明无比时说“潮州人的门槛”。因为处于社会金字塔尖的大买办、大老板大都是潮汕人。塔的中部，类似于职业经理人的阶层，如襄理、经理等高级伙计则以宁波人为主，故上海话中有宁波方言的色彩。再往下，则是类似于打工阶层的安徽人、苏北人，所以，上海话有苏北、安徽等地的口音。总之，潮州话、宁波话、苏北话、安徽话等构成了今天的上海话。直到今天，“阿拉”上海人优越感十足，几乎把全国人民都当成乡下人，但却唯独不敢小瞧广东人与宁波人。中篇：现代商帮的复兴当今崛起的商帮，其组成背景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商帮已不是社会之末，而是经济社会的主流。随着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日商帮的发展情况，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能否被其他地区认同、区域经济是否强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即商帮扮演的是区域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其次，与昨日的商帮相比，今日的商帮从内涵到外延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昨日的商帮不过是某一地区商人的聚合体，主要的活动空间是流通领域，而今日的商帮几乎成了一方经济的代名词，涉及的领域已经从流通领域扩散至房地产业、金融业。昔日的商人在今天被称之为企业家，已经登堂入室，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备受民众和媒体的追捧，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政府的高官。今日的商帮已经从“乌鸦”变成了“凤凰”，主导着区域经济的走势，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社会的价值观念。第三，今日的商帮，强劲地支撑着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塑造。经济的成功彻底摆脱了其心灵的枷锁，也使他们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而这种逐渐增强的自尊心、自信心、成就感与荣誉感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今日最生猛的商帮：粤商与浙商晋商与徽商，虽然当地政府、专家及学者们还在津津乐道地探讨着，但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商人群体，他们早已烟消云散了，只不过在其故土上还保留着一些饱含着传奇色彩的高楼深院、古宅大房。而今，独领风骚的是重新崛起的浙商与粤商，尤其是浙商，他们大有攻城略地、席卷八荒、气吞万里之势。有人欢呼，有人敬佩，有人惊恐。正因为浙商厚积薄发的凌厉攻势，尤其是最近两年“长三角”的高歌猛进，消失已久的商帮又激发起了专家、学者、媒体及民众的浓厚兴趣。建国之后的30年，由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的流通及产业，也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商帮。改革开放25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新时期的商帮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如果说，前20年粤商因为天时与地利成为了最有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可能会奏响历史的最强音。凭借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先发效应，粤商成为最具感召力的商帮1978～1993年，即从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几乎是广东独霸外贸的时期。换句话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祖国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其余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15年的?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又铸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广东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支撑了全国改革开放的雄心和壮志。为什么当时邓小平同志要让广东先杀开一条血路？为什么会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第一，历史上广东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处于特殊的区位，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因此，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在地理上广东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近距离地震撼港人的心灵，为平稳收回香港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改革开放的试验失败了，国内大局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第四，按照党一贯的思维和以往的经验，一般是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为什么说这1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改革开放呢？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地区是祖国与全球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像打排球一样，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地区这个扣球手，香港地区再将球扣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扣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地区，也催肥了广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就像一个靠祖上的家产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富家弟子。那时的广东人赚钱简直太容易了，连当时的民谣都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钱少”。多少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大地东南倾、孔雀东南飞。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讽刺的对象操的往往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粤商一夜暴富春风得意，浙商坚韧不拔艰难创业当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等风靡中华大地的时候，当广东人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地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高楼大厦的时候，当广东兵团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时候，浙江还没有商帮，因为它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外商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还完全笼罩在计划经济的云雾之中。而这些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却在寂寞、孤独中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当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正经历着地狱之火的磨炼，的确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其实，整个中国2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它们以独特、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都有共同之处：千辛万苦、绞尽脑汁地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因各自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不同，其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也完全不同：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家孩子。粤商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而钱来得太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其财富积累的过程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培育出了浙商坚韧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超强的能量。台湾地区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蓬枯草，它像已死掉一样，没有生气，很难看。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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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