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商帮，一个历史的范畴(3)

　　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把它浸泡在清水中，几天以后就会复活；倒掉水，它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半信半疑的龙应台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杂草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它的绿意都顽强地向外延伸着；到了第八天，展现在她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复活了！而浙商就像这种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这些草根人物摧不垮、锤不瘪、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气候恶劣时，它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就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又一圈顽强地扩展着它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所以，当中华大地黎明破晓、春暖花开时，当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时，当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内地“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时，身为“野生动物”的浙江商人却在如鱼得水、虎啸山林。粤商组装洋枪攻城略地，浙商不弃薄利伺机而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都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的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增城及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了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那样的地缘优势，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也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其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具、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洋枪洋炮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的广东模式，并非是由于粤商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就像当年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一样，八旗兵的大刀长矛、棍棍棒棒，甚至画符念咒，怎么抵挡得住西洋的洋枪洋炮呢？从某种意义讲，大清的覆灭是冷兵器败给了热兵器。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广东的胜利，它还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与此同时，日渐壮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那时正处于从“流氓”到“绅士”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商品的代名词。1992年前后我去温州，发现他们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们的假，比如他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品的1/10；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因为当他们从“流氓”变成了“绅士”，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他们，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总之，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又像一位少了火气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老广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纽扣、拉链、线团、螺丝钉、线路板、低压器、皮鞋、衬衣、西装，无所不做。他们就像沙漠玫瑰，静静地等待着属于他们的阳光雨露。粤商渐显颓势，浙商厚积薄发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它们起步的思路和气度就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健力宝老板锒铛入狱了，科龙易帅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乐百氏被娃哈哈彻底地击溃，整个班子一起下课。历史的车轮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是先天优势？即得天时、占地利、具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临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谓“具人和”是指广东本身的开放传统和意识。此外，在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处于市场短缺的阶段。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占据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在计划经济之下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地区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并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因此，他们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此时的竞争乃产品竞争，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还在沉睡之中。然而，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终于从短缺经济全面过渡到过剩时代，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也由产品竞争时代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品牌成为企业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成为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翻开中国名优企业排行榜，不难发现，“农家出身”的浙商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为“富家子弟”的粤商。浙商的狂飙突起与粤商的日渐式微，除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从短缺时代进入到过剩时代外，第二个原因是香港回归之后，广东外贸独占的历史也已经彻底结束了。游戏规则变了，由原来的“打排球”变成了“踢足球”。谁有本事盘球过中场，就可以直接射门——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也已经不再需要了。此时，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山东的青岛和辽宁的大连直接将球射向了日本和韩国，东北则将球踢向了俄罗斯。此时的竞争，已经不是客观上的竞争，而是主观上的竞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浙商在改变客观过程的时候，主观世界所经历的磨炼与提升，是任何商帮都无法与之并肩的。第三个原因，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到大张旗鼓、高歌猛进，民营经济终于枯木逢春、异军突起，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几年就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从深海中一个又一个地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为何浙商愈战愈勇网络为王经过近二十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修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玩代理，最后塑造了品牌，修成了正果。浙商令人可怕的还不是他们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是其深藏于海底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市场的末梢神经。在中国甚至海外，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是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是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这种完整的市场体系还给年轻的一代以希望，他们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时的大老板都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他们满怀信心地从底层做起，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来，他们深信他们当中一定会产生中国将来的亿万富豪。虽然目前广东的一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绝对看不到像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等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则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网络可以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严阵以待，防范温州炒楼团“入侵”的原因。温州“蝗虫”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有人说狼来了，有人说虚张声势，专家、学者争论不休，全国民众津津乐道。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能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为什么他们能搞得大家如惊弓之鸟，谈“温”色变？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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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