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粤商(5)

2014-01-03 18:34:35

  说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跳“双人舞”,我认为,“大佛山”的整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大佛山”的整合我一直持赞成态度。以前“大佛山”的几个地区,的确个个龙精虎猛,但是别忘了,当一个人贵为一方诸侯的时候,他就只会围绕自己的需求来考虑问题,因为他没有必要考虑周边的情况。因此,他追求的只会是“小而全、大而全”的业绩。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同质性的竞争,最后的结果会是两败俱伤。未来的竞争是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大佛山”本来在历史上就有诸多渊源,血脉相通、水乳交融、市场相近,为什么要用人为的行政框架来限制其发展呢?撤市变区,整合资源,就是要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提高竞争的水平及质量。广东有句话,叫做“大船好冲浪,小船好调头”。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整合“大佛山”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行政整合之后如何互动、如何发展,的确是一个大学问,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目前题还没有破。希望“大佛山”能够走好!问:王志纲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的演讲中,曾提及粤商在观念上比较保守,根据您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希望您给粤商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谢谢!王:我的“八问粤商”,严格来讲,只是抛出了一些话题,希望能引起企业家们的注意与思考。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回到这位朋友的提问,我只强调三点:第一,我并不认为第三代青年企业家们是保守的,如果保守,大家就不会组织这个青年企业家商会,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听我的逆耳忠言了。第二,历史是一个接力棒,一代传给一代,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是第三代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希望、广东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在于第三代的企业家,也就是今天在座的诸位。也许今天你只有上百万、几千万,或一两个亿的资产,但是,谁能说我们这些人中就不能产生出李嘉诚和霍英东呢?第三,今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原来独有的优势没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打排球”演变成了“踢足球”,广东商贸一枝独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依然故步自封,还想步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之后尘,肯定不行。粤商要想重振雄风,必须改变思路、拓展眼光、确定新的发展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首先,要走出去。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广东太富饶了,特别是“珠三角”。钱少的人,即使开个小铺面,也可以顿顿有鱼吃、天天有汤喝,晚上还可以搓麻将。如果在钱多的地方,比如佛山,就可以利用人脉、地缘关系开个陶厂,雇些从北方来的设计师,再雇几个工人,借助一些通道,做陶瓷生意。实在不行,随便搞个公司,只要实干,一年挣个几十或者上百万也不是一件难事。深圳当地的很多居民,什么都不做,只靠收房租就可以活得很光鲜。长此以往,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一定会后果堪忧。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出去,学学浙商,看看他们是怎么走出去、建立起“浙江人经济”的。走出去,学学浙商那种气冲斗牛的雄心壮志,他们不是要打造中国的百年老店,就是要进军世界500强。走出去的人眼界才能开阔,只有眼界开阔才能建立起雄心和信心。因此,我认为粤商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去。其次,走出去之后,必须改变原来的那种轻车熟路的玩法。原来的玩法非常简单。我在“珠三角”遇到过很多老板,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先前他们大多给大厂如万家乐做配套零件,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太好了,为何不自己做,组装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于是,几十万的身家就开始做起来了。果然,短短几年就做到了七八个亿。但再往前走就发现困难重重,因为头顶到天花板了。许多领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似乎大把赚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日子结束了。我相信在座的老板也有这样的感慨。形势变了,想法要变;思路要变,玩法、打法都要变,这才叫做与时俱进。那么,怎么变?以前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学习才是成功之母”,向对手学习,成本最低,效果最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保健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谁?是广东的太阳神。那时太阳神产品的质量、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但它的广告宣传、CI策划堪称一流水准。巨龙腾飞,一轮红日,气势非凡,广告语也很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一举轰动全国。太阳神的产品卖疯了。当时浙江的娃哈哈做的也是保健品。我还记得有一次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来广东学习,送给我一盒口服液,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娃哈哈,就是那个电视中每天说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打开盒子以后,一排像打针时用的那种瓶子,一个黑灰色的磨片,要饮用时,啪!用它将针瓶敲开!然后慢慢地喝,因为一不小心会把嘴唇划破。当时的娃哈哈就是这个水平。那时?宗老板经常往广东跑,目标很明确,就是学习广东的太阳神还有其他同行的经验与教训。十年之后,娃哈哈越做越大,非常可乐,连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都要让它三分,而我们的太阳神、健力宝、乐百氏却要么灰飞烟灭,要么黯然神伤。问:粤商为什么做不大,我认为,核心问题是金融问题没有解决好。浙江商人之所以后来居上,我想肯定是因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王老师,浙商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我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此问题也百思不得其解,想借此机会听听您的意见。王:金融问题,对于粤商能否做大,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审计局在南海审计时,查出了一家企业,虽说这家老板以前是卖鱼的,但却是融资高手,一下子整了几十个亿进去,你说他不会玩金融吗?玩到极限了!他能够搞到几十个亿,说明他的公关能力很强;而几十个亿都打了水漂,说明他在经营管理、商业平台搭建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还没做到位,能力还不行,所以,资金虽然弄进来了,但跑、冒、滴、漏,都走光了,怎么盖也盖不住,最后被国家审计局逮了个正着。所以,我认为金融是粤商做不大的一个原因,但绝非关键的瓶颈。我刚才曾说,对于上市、资本营运,浙商可谓乐此不疲,而粤商则避之唯恐不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两者发家的环境与方式有关。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由于地利的因素,借助政策优势先行一步,产生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民营老板群落。而由于赚钱太容易了,萝卜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定势,做老板者,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浙江人则恰恰相反,因为没有广东先天的地利、政策优势,其生存空间狭小,只能绝处逢生。所以,浙江的老板,几乎都是在浙江以外,从社会底层干起来的。比如,正泰的老板,擦鞋出身;红蜻蜓的老板,从裁缝干起;王均瑶,则是木匠出身。他们所干的,都是别人不干或者不愿干的工作。那时不要说广东,就连湖南、湖北、江西,甚至贵州、云南的人都瞧不起浙江的棉花匠、补鞋匠、小炉匠和木匠。那时的浙商可以说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进千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地方立地生根。皇天不负苦心人,浙商慢慢地从奴隶到将军,从蚕蛹蜕变成蝴蝶。浙江的老板基本上都经历了上述过程,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些大老板还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本没有排场和架子。像浙商这样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创业的老板在粤商中可能绝无仅有。由此,首先粤商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就决定了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放不下身段。其次,这种发家的方式也决定了粤商小富即安、落袋为安的“小贩思维”。只有装进口袋里的才叫做钱,不在自己口袋里面的就不是自己的。再次,由于粤商没有经过浙商那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艰难进化过程,在驾驭人才和运作企业方面有诸多恐惧,特别是很多北方来的人,能力很强,控制不住,万一他跳槽了,成为自己的对手,怎么办?与其让他成为对手还不如不用他,但不用他又长不大,这是一个怪圈。难怪有人说,广东只有商人而没有企业家。而浙江老板一开始就自己操作,先当伙计,后当经理,事事亲历亲为,从总经理一直做到董事长,由于长期奔跑于江湖,阅人无数,心胸开阔,什么人都敢交,什么人都敢用,日积月累就掌握了一套管理人、驾驭人的成熟技巧。企业做大以后,浙商有网络、有平台、有通路,资金、人才对他来说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就像一个硕大的鼎罐,管你是猪骨、牛骨还是虎骨、狮骨,扔进去,很快就会骨销肉烂。这些浙商其实是一门心思在做水库,完工之后他想的只是何时开闸放水,浇到田里去,所以,人才与资金有多少他都敢要。而广东老板,因为先行一步,有些人口袋里已经有一两个亿了,有那么多钱,又不缺钱花,上市以后却还要去述职,给股东们写报告,所以不干!香港也存在企业不上市的情况。比如,霍英东的企业就坚决不上市。当然,他不上市有他不上市的道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非要上市不可,我认为,不上市有不上市的玩法,上市有上市的玩法。但不管怎样,都存在跟金融打交道的问题。跟金融打交道的手段有很多,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企业的平台和机制。如果企业的平台、企业的机制不到位、不受力,钱越多,灾难就越大。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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