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粤商(4)

　　古人云“居安思危”，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企业家能够面对现实、深刻反思，那么，我相信，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企业家们，一定会大有作为，未来必会形成二虎相争的格局，一条虎是粤商，一条虎是浙商，二虎皆实力雄厚，高低相逐，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期盼着这一天。好！谢谢大家！问：我是《珠江时报》的记者。请问王志纲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四小虎”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备受社会关注，时至今日，“广东四小虎”的发展虽各有千秋，但也面临着许多困惑，比如，顺德、南海的产业竞争力下降，东莞的资本外流。顺德、南海撤市改区后，其区域经济的发展该如何定位？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佛山市又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呢？王志纲（以下简称“王”）：看来你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只能简要地回答。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时，中央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的理论，而广东一马当先走到了前面。为了配合这种形势，我与一位老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广东跃起“四小虎”》，“广东四小虎”的雅号自此便风靡江湖，它一下子将这四个县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应。当初选“四小虎”，是为了对应“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称为“四小虎”呢？开始有人认为应包括南海、番禺、顺德，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珠三角”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彼时番禺的经济尚没有特色，交通亦不便利，因此没有选它，反而选了东莞与中山。在排名时，因当时我们比较推崇顺德的领导魄力与经营模式，故把它排在了第一，接下来是中山，南海排第三位，东莞则排在了末尾。尽管那时东莞的经济很活跃，但我们总有一种忧虑：这种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渠道、也没有研发能力的“借腹生子”模式，一旦遭遇世界经济分工的转移，很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东莞有一位领导整天跟我辩论，说我低估了东莞，要我给东莞平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当时之所以推崇顺德，是因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总认为国有企业不争气。但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顺德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就让乡镇企业的排头兵顺德坐上了“四小虎”的第一把交椅。对南海，我曾形容它的经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满天星斗、缺乏一轮明月，即小商小贩很多，经济很活跃，民间很有钱，但是没有大的航空母舰。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南海还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索。当然，南庄和石湾的陶瓷，特别是5年前洗牌之后，它们走上了品牌化、精细化之路，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据说南庄的一些企业实行多品牌战略，已经做到了四五十个亿，这一点的确令人欣慰。现在再看，非常有意思，“四小虎”中经济发展最好的居然是东莞。经常有人问我，当初不被你们看好的东莞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我说，这与我们当时的思维角度有关，我们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世界产业转移与分工的角度的审视、研究东莞的。尽管今天的东莞俨然已是世界加工厂，产销两旺，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东莞经济不转型、不升华、不树立自己的品牌，仅仅满足于目前的运作模式，那么，东莞的前景堪忧。为什么呢？第一，今天的东莞已经面临一个强大对手的挑战，那就是“长三角”的苏南地区，现在东莞的增量投资，特别是台资，基本上是雁阵飞行，纷纷在往苏南跑。第二，这种“三高一低”的经营模式——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及低效益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中央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搞GDP挂帅，而是强调绿色GDP。第三，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摩擦、冲突越来越剧烈，西方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当此之时，通过“借腹生子”的方式获取加工费，或者用一种非常低档的、用汽车马车装产品的方式去占领西方市场的做法，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商贸摩擦与冲突。西班牙商人焚烧中国浙江皮鞋城的事件，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绪。这种国际竞争格局，逼迫中国企业必须要往中高端层面走，若如此，就需要具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及品牌。在此背景下，东莞无疑要面临一次转型，如果东莞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到时恐怕连南海也赶不上，因为经过多年的打拼，南海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自己独立的品牌、自己的通道及自己的营销网络。现在最尴尬的是顺德。曾有不少人问我，新华社记者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策划工作有什么帮助？我回答说好处是使我观察问题比较敏锐，缺陷是使我比较浅薄，看问题时，只看到房子表面的装修，不知道其背后的问题。尽管我是学经济学的，但只有当我跳入海中，真正?进入了市场之后，我才发现顺德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企业红红火火的表象背后，早就隐藏着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原来的镇政府出面担保贷款，“养儿不算饭食钱”等。后来顺德要走靓女先嫁的路，就是因为再不嫁出去就要出大问题了！总之，“广东四小虎”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目前都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与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直面自己，不能站在中国和世界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重新整合资源，那么，前面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我始终认为，广东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发源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民营经济充满了信心。广东的文化基因、商业意识，广东的务实精神，广东二十几年来积累的庞大财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场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广东也有许多课要补。原来的广东商帮，往往只会“生娃娃”（产品），不会“取名字”（品牌），而且他们也不屑于“取名字”，说“取名字”是虚的。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脑要发达，大脑也得发达；不仅要看眼前，也要看长远；不仅要看战术，也要看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既稳又远。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之所以叫做“八问粤商”，其实就是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广东的困境和出路。昔日的追兵已经变成了今日的标兵，我们的第三代青年企业家应该认真地研究浙商，好好地向浙商学习，并与之交流、互动，我想，在这种背景下，昔日的老大哥，还是能够重振雄风的！问：王老师，广东企业要走出低谷，光靠企业本身能否做到？政府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王：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研究广东经济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以前我们不是常说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则是“强势政府，弱势民间”吗？正因为广东是一个“弱势政府”、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暗合了市场经济的潜在规律，反而成全了广东的民营企业家们，使他们可以像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现在，政府如果继续“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不出手，那就绝对不行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定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才反复讲“市场主导，企业运营，政府引导”。因此，市长和市场如何跳好“双人舞”，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大问题了。目前，工作室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70%的业务是关于区域竞争和城市经营的，我们还是中国东、西、南、北、中若干城市的战略顾问。正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才深深地感到，政府作不作为，如何作为，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大家知道浙江的温州跟广东的“珠三角”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它也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才产生了星火燎原的温州现象，才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温州民营老板。但前一段时间我到温州时，很多企业家告诉我，政府官员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否则温州的经济会遭遇发展的瓶颈。我问原因是什么，他们说，首先，温州何去何从已经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无法回避，“指点迷津，宏观引导”，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政府扮演不了这种新的角色，企业家如何信服它？其次，温州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而且还要面对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政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提供服务。如果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就只能流向更为有利的城市和区域。温州经济的空心化，大量资本的外逃，GDP的大幅度下滑，可能就是一个信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温州现象给我们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企业家们敲响了警钟。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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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