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7）

　　一般甄别理论认识到个体是有区别的。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两种确认差异的方法：检查与自选择。

　　长期流行的逆向选择理论就确认了一种非常简单的自选择形式——平均而言，那些愿意在平均保费率水平上购买保险的人，要比那些不在平均保费率水平上购买的人的风险程度更高。质量取决于价格。在“质量取决于价格的原因与后果”一文中，我探讨了这些模型的一般结构——在信贷市场上利率水平影响着违约率水平，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影响着生产力水平，而在二手车市场上价格水平影响着所提供的车的质量高低。

　　在这些市场上，市场参与者都被假设为具有理性预期：例如，二手车的购买者知道在每一个价位所提供的二手车的平均质量。既然随着价位的降低，平均质量也会降低的话，那么他们对二手车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在标准的逆向选择模型中，在阿克洛夫关于“柠檬市场”的经典论文 中提出，有可能存在多种均衡，也有可能存在交易量为零的均衡。

但是，逆向选择模型有一点非常奇怪——虽然市场参与者知道价格与质量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是他们仍然很被动，甚至拒绝去发掘信息。在我的关于效率工资的论文中，我意识到，雇主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水平获得一个较高质量的劳动力。因此，雇主有动力去保持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即使劳动力的超额供给使得他可以以更低的工资水平雇到工人。同样的论述适用于信贷市场或者其他市场。

早在1969年我关于效率工资的论文出版时，我就意识到激励与选择模型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一点在1981年我与魏斯（Weiss）合作的关于信贷配给的论文中就变得更清楚了。提高利率水平打击了那些低风险的借款人，鼓励了那些具有高风险投资选择的借款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借款人的平均风险水平都提高了。

　　正如失业可以被用做一个甄别工具一样，失业同样可以被用做激励工具——正如夏皮罗（Shapiro）和我在1984年的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偷懒被抓的惩罚就是被炒鱿鱼，但是当不存在失业时，工人可以马上获得另一份新的工作。因此，当存在失业时，就存在惩罚，而正是惩罚减少了潜在的偷懒。这个结论是在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得到的。

　　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我们证明了均衡是以失业为特征的。后来，在我和帕特里克•雷（Patrick Rey）的合作文章中，我们探讨了其他惩罚的效果，而且我们在一个更传统的激励相容的框架中重构了激励问题。“轮子里的沙粒”可能会改进经济状况。如果工人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是有成本的，那么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必要依赖于失业作为一种约束工具。要求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的建议有可能对经济是不利的。

　　更一般地，我们证明了市场均衡有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而无效率的本质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如果个体有足够的条件去发行债券， 那么为了使工人不偷懒所需要的失业率将会降低。当然，工人也很看重安全，也有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性而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在评价这些市场驱动合同的最优性时，重点应当放在外部性问题上。当所有的公司都提供较好的安全性时（辞退一名工人的惩罚较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就降低了，而且，对任意给定的失业率水平，被炒鱿鱼的代价也变高了。这也就意味着均衡时的失业率水平降低了。

这个模型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该理论第一次为工资刚性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然而，让我很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基本框架的发展进展非常缓慢。基本框架的发展既可以丰富模型，又可以研究关键的政策问题。这里有许多很明显的扩展（其中一些我们已经在开始研究了）：譬如，如果监督支出内生化情况会怎样呢？又如，如果有多种类型的工人会怎么样（既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也存在激励问题的模型）？征税有什么含义呢？ 这些问题结论与标准框架下的显著不同，标准框架一直是许多关联分析的基础。政府应当干预劳资双方自愿达成的关于工作安全的保障性条款吗？在更动态的环境中会有什么变化——例如，预期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何影响均衡时的工资水平？这些跨期联结是十分有趣的、重要的，同时也是与标准框架一般均衡模型显著不同的。

再往下，本卷着重讨论激励问题。信息经济学（或者可以说对所有的经济学而言）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激励。当个体的行为不能被直接观察到时，对个体的补偿就只能基于那些可观察到的变量。这些简单的观察结果就为一般激励理论提供了基础，并首先被应用于分成制（Sharecropping），但是它对于公司经理层的补偿机制同样具有很明显的意义。这篇论文（连同Ross的同时出版的论文） 为当代的委托—代理人理论文献提供了一个基础，着重考虑了委托人（地主、雇主、债权人等）如何才能让代理人（佃户、工人、债务人等）在激励作用下，?一种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方式行动。

分成制长期以来被批评为一种无效率的生产安排。由于工人只能获得自身产出的一半（比如说），显然工人的生产动力就会大打折扣。但是这种无效率的安排却得以长期持续。这是为什么呢？张五常 认为，人们不用担心。在完美信息条件下，地主可以明确无误地规定佃农需要付出多少劳动，因而这种“完全”的合同是绝对不会造成扭曲的。

　　问题在于张五常的文章忽略了分成制为什么存在的原因。如果监督工人是没有成本的，那么，工人就应当以工资合同的形式被雇用；地主可以很好地应付来自产出或者价格的风险。但是，工资合同意味着对监督的大量投资，而且监督产出要比监督投入容易得多。人们可以通过产出推断出——不完美的推断——投入的水平。最优的分成制合同必须要在迫使工人承担风险的成本和提高激励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完全的租赁合同使承租人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但为承租人提供了充分的激励（这里不考虑破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我的文章中，这个结论被体现在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在该环境下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同时通过合同均衡实现出清。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指出论文的结论有广泛的应用基础，比如，应用于现代公司理论。对于劳动力激励合同的设计问题也适用于类似分析：工人可以获得高的计件工资率（主要依赖于绩效的工资），这对工人有很强的激励，但同时也使工人承担了较大的风险。最优的合同安排反映了激励与风险之间的权衡。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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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