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8）

　　新的激励理论的核心见解在于它认识到了激励和信息之间的联系。经济的组织形式——包括竞争的本质——可能会影响到报酬支付的基础——信息，这就是“信息、竞争与市场”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

　　正如保险为竞争均衡模型中分析性甄别/自选择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一样，保险也为激励效应——在本文中被更具体地称为道德风险——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与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合作的文章中，我们为这个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分析，证明了在道德风险（激励）问题和甄别（自选择）问题之间存在根本一致数学结构。同时，这篇文章也证明了标准理论所发展的所有基本性数学结构（凸性）均不再成立。再一次地，我们的结论显示市场均衡与标准理论所描述的有显著的区别。

之后，第一卷讨论了价格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作用。当不同的个体掌握不同的信息，并且以这些信息为基础行为时，价格系统如何将这些信息加总，特别地，它是否为相关经济主体的总体行为提供了好的信息。譬如，每个个体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谷物信息，但是谷物的期货价格能否为未来的谷物产量提供一个很好的预测吗？当然，通常答案都是否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答案是不令人奇怪的：人们怎么会期望一个单独的数字——价格——综合经济中所有分散的相关信息。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不仅仅是未来的总产量，还关注产量的波动性。但是，在本例中，价格体系的失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为根本性的。 问题在于对期货的需求（或者供给）取决于对风险的规避。期货市场上的价格有可能很高，其原因仅仅是因为那些对风险极度厌恶的市场参与者观察到了一个很低的产出，或者是因为那些稍微低风险厌恶的参与者观察到一个比较低的产出水平——但是根据该信息他们都愿意大量持仓。简而言之，一般来讲，不同人的观察到（或者经历）是不同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更精心设计的市场集合，更复杂的信息处理机制）可以有效地获得和汇总分散的信息？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阐述了与价格是否将信息从掌握信息的人传递到不掌握信息的人所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这些模型中，某些人是知情的，而另一些人是不知情的。在“讨价还价与信息成本”一文中某些参与者知道所有商店的出售价格。当然，他们只会在价格低的商店中购买商品。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提供了足够的市场约束，使得售价高的商店无法生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那些并不进行搜索（search）的消费者就搭了那些进行搜索的消费者的便车。我们的结论是，那些高价格的商店不但能够存活——它们的销售额可能较低，但是它们从较高售价中获得的高利润可以抵消低销售额的负面影响——而且市场本身也有可能产生噪音。存在搜索成本的市场不仅不能完全地通过套利消除干扰，进而导致价格差异，而且，即使不存在外生的干扰，唯一可能的市场均衡也有可能导致价格波动。对某些商店来说，利用某些高搜索成本的消费者是有利可图的。这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颠覆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价定律。

　　斯蒂格勒 的早期文章分析了当存在价格波动时的搜索行为。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对价格波动是否能够持续，或者价格波动能否成为均衡的一部分等问题做出讨论。我的这篇论文证明了不但上述情况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唯一的均衡具有价格分离的特征。

第一卷信息与价格部分的另一篇论文考虑了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正如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的那样，价格是否将信息完全地从知情者传递到不知情者？今天，有效市场假说的拥趸已经少了许多。在我看来，“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一文颠覆了人们的有效市场信念， 它证明了如果市场是信息有效的，那么任何人企图收集信息的举动都不会带来收益；而如果大家都不去收集信息，市场有可能是信息有效的——但是，只有在传递无成本信息方面是有效的。相反，我们证明了一个均衡的不均衡水平的存在——价格体系中恰到好处的噪音使得收集信息的投资人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

当然，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信息的价值有可能与其成本或者价格显著不同。早期的研究已经建立了用来评价信息价值的分析框架。我与雷德勒（Radner）合著的文章给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信息的价值对信息的数量总是非凹的，因而，对信息的需求具有天然的非连续性特征。

　　对我而言，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当市场（如它们一贯那样）是不完全的，信息是不完美的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我们能说什么？格林瓦尔德和我的经典的论文有多种含义，在《文集》的其他各卷我们对此有深入的讨论，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清楚的：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经常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考虑到获得信息以及创造和保持市场的成本?竞争性市场从来都不是?么约束帕累托最优的。延续了将近两百年的研究——企图在更加一般化的条件下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终于走到了尽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是否是有效的，而是关于市场失灵我们能做什么？虽然阿罗和德布鲁也发现了一些关键性的市场失灵，比如外部性（空气和水污染）和公共品，但是也只是局限在一个有限范围。诚然，当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原则上，我们必须在市场的框架下去处理这些问题，而那些与信息不完美，市场不完全相关的新的市场失灵是广泛存在的，而且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解决。至少，在那些信息问题非常重要的市场（例如，金融、保险市场等）中，有效市场的假设不再存在。因此，证明的任务就发生了改变。

　　我们证明了信息不完美导致了类似外部性的效果，但是，这些外部性与环境的外部性是有“根本”区别的。科斯 证明了个体可以通过协商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当然，他忽略了交易成本和偏好披露的问题：不完美信息条件下讨价还价的结果本身可能就是无效的。 然而，由于信息不完美性问题所导致的类似外部性的问题可并不能如此“容易地”被解决。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一些市场的拥趸就转向非市场机制寻求支持：机构的存在可以矫正这些问题。而这个观点，就像其他大多数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讨论一样，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而不是出于理性。这些人并没有仔细分析市场与非市场机构之间的互动，而在市场与非市场机构互动的基础上，人们甚至可以说作为市场补充的非市场机构的创造是增进福利的。在“道德风险与非市场机构”一文中，理查德•阿诺特证明了非市场机构的存在可能使已经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加严重化，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变得更低。因此，这些社会机构是起负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结果是不令人惊讶的——正如我在序言中强调的那样。更有意思的是，该文章也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非市场机构的存在有可能是能够增进福利的，这进一步地凸显了机制设计的复杂性。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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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