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9）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抓住了近两百年以来经济学家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结果——它是那样的完美，以至于它不太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从实际的福利“损失”来看，市场经济的真正问题是周期性的高失业以及真实产出对潜在产出的显著偏离。那些仍然对市场经济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将这些问题视为不正常情况，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正常的问题要么可以被直接忽略，要么可以通过原有体系得到解决。或者说，政府的存在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比如政府的最低工资法案，对工会的容忍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降低。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流行的凯恩斯经济学反复地将工资刚性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根源，该理论认为只要工资水平的变化更加灵活，市场的有效性就可以恢复。这种理论在客观上也助长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错误理解。当然，本卷前面部分的一些论文所阐述的效率工资理论认为这种真实工资刚性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立法解决：这只是信息不完美问题的一个固有结果。在第四卷，我们为工资刚性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证明了：即使工资和价格水平是完全灵活的，也有可能出现经济波动。特别地，经济波动可以作为资本市场不完美性的一个结果而出现。这是另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领域，我们将在本《文集》第四卷中进行详细探讨。在本卷，我们介绍了这个领域的一篇开山之作，阐述了信息不完美问题如何导致权益市场的不完美性，从而说明了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如何导致经济的波动。

三、待解决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暗示了对于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很有意义的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例如，当存在多重信息问题（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双重道德风险等）时，对市场均衡的一个更完整的分析。

调整

　　但是，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另外三个问题。传统经济学理论从来没有对向均衡状态的调整（adjustment）过程有过很好的描述。调整模型通常来说都是在“最大化”框架之外的，而这个最大化框架（通过萨缪尔森），曾经一度是20世纪中叶经济分析基础的核心。相反地，由于维度的多样性，调整问题产生了另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当调整过程本身就受到诸如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阻碍时，信息不完美性使得：即使帕累托福利改进是可能的，对帕累托福利改进的确认和设计也更加困难了；企图改变均衡的举动可以传递某种信息，但这种信息反过来会影响举动发起人的行为；而本意是为了带来帕累托改进的知情人所带来的新的合同安排也许会受到带色眼光的审视——这真的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吗？这会不会仅仅是一个为他们自己牟取私利的阴谋？因此，无效的合同均衡或许比无效的价格均衡更容易存在，且持续更长的时间。

演化

　　我们的工作证明了关于市场均衡的有效性并没有什么不变的真理；但是，给定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经济演化（evolution of the economy）的概念让所有这些技术或者最优性特征看起来更加的荒谬。当然，在一个已知技术的世界里（包括技术的已知变化），我们可以利用简单的微分方程对一家企业甚至整个经济的动态加以描述。但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在于经济的动态——经济如何对新技术（例如，因特网技术）的发明，或者新的市场创新（例如，衍生金融工具）做出反应，以及这些创新是如何发生的——不可能在同一个均衡的框架中得以解决（当同类事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时，人们怎么可能有关于这些事件的理性预期）？

演化框架只提供了一个仍然非常不完善的替代性的分析方法。在我1974年的综述文章中，我强调了这种方法的优点——而且说明了新经济学范式（对资本市场不完美性的强调）怎样说明演化过程在效率上的局限。那些长期远景光明的公司今天并不能凭借未来远景进行融资，但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今天规则的公司可能胜过它们。

竞争与文化

　　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我就惊讶于竞争性均衡模型所体现的竞争性本质并没有很好地反映真实的市场经济本质。而且，它也没有很好地解释竞争为什么是如此重要。毕竟，竞争只是提供激励的一种方法而已。个体可以通过获得以表现计算的计件工资受到激励。在我的All Soul就职演说 中，我试图总结和说明早期的关于竞争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当经典理论认为垄断的唯一问题就是生产不足的时候，现实中的垄断却经常是无效率的？为什么官僚机构通常是无效率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将问题的根源归于竞争的缺乏。

过去关于官僚主义的讨论注重机构中人员所面临的隐性的激励结构问题。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还包含其他许多议题，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其中的一些议题：文化与伦理。商学院很早就开始研究公司的文化了，比如，一家公司是具有创新精神的还是官僚的，组织内部的个体是相互合作的还是相互竞争的。不同的组织结构对?同的行为进行奖励；?给定组织的激励结构下，那些具有与该激励结构相匹配特征的人会倾向于加入到这种组织中，从而使组织的文化得以强化。

　　不同的特征之间通常都有冲突：组织的成功要求协作精神，个体之间协同工作，各个体的信息以及其他贡献互相补充（当然，要监督每一个个体的贡献，然后评估他的贡献的相对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支付报酬基本是不可能的。价格体系很少被用来监督这些每时每刻甚至每天都在发生的行为。即使是可行的，也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

　　但是，一个组织的成功也要求每一个个体刻苦地工作，而竞争通常都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相互合作的工人们可能会私下达成都不努力工作的协议。如果报酬是以相对绩效为基础，那么个体就可以通过损害对手而获益（在市场经济中，同样的现象也会出现：竞争者有可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对手的成本上升）。当互动的成分较低时，竞争的收益有可能会超过合作的收益：经济就是由一个个相互竞争的公司组成的。每家公司都可以看做是一支队伍。对其他队伍的敌对状态有可能被用来作为增进团队内部团结的工具。如果有足够多的团队内部团结，那么对击败其他竞争队伍的渴望也许就可以为努力工作提供激励。

　　考虑一下经济环境性质在改变个体偏好、塑造个体的特征方面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个体在自己的公司（或队伍）中得到确认，他的部分收益（他的幸福感）来自他所属组织的优秀表现。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在我的演讲中得到了暗示，等待着进一步的探讨。

结语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我解释了为什么信息经济学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它几乎让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领域中的思想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于那些经典的问题，它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也使得经济学家能够处理许多以前没有处理过的问题。看到在过去30年中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是令人振奋的。让人不足为奇的是，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的领域还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基本概念被建立30年后的今天来看，那些基本的思想（正是本卷这些论文所阐述的）仍然是如此的深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思想都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阐述：这些阐述的范围本身就是新经济学范式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尽管如此，由诸如激励理论、自选择理论、道德风险理论等所确定的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轮廓仍然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当这片沃土被初步发掘出来时的情况非常地相似。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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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