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风险管理，为维护信用不惜得罪政府（1）

　　与陈光甫同时期的银行家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张嘉璈、李铭、周作民、钱新之等都是有学问、有经验、有管理手段的一时人杰。他们经营的银行制度科学规范，重视人才培养，相互之间有合作交流，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了风险防范意识和相应的规避风险的举措。

　　近代银行家们在发放贷款方面不敢效仿财大气粗的票号。山西票号一向号称“海内最富”，与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放款全凭信用，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赖，那么借多少银子随你开口，能如期奉还，就当交了这个朋友；到时候没还上，就自认倒霉。近代银行家们没有这么豪爽，更不欣赏这种中国式的信贷情谊，他们只相信抵押贷款。你有值钱的抵押品才能拿到真金白银，否则一概免谈。这样虽没有“万两银子一句话”那么潇洒，却安全可靠得多。

　　银行家们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预防风险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风险要分散。他们认为在放款时，银行“不可偏于一种职业之顾客，其在平时，虽无任何变动情事，究以采取危险分散主义，俾谋平安之为是”。对于选择抵押品来说，“如抵押品偏于一种物件，则经济界一有变动，其市价跌落时，势必难于立即脱手，故抵押品不偏于一种，其危险分散，较为平安也”。所以无论是放款还是选择抵押品方面，都把“风险分散”作为指导思想。

　　以陈光甫一贯谨慎的作风，当然更加重视对于风险的防范。20世纪30年代初，市场出现动荡，陈光甫立刻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有分行发出了通告，明文规定放款时“不可多放同样工厂”。在投资民族工商业上，陈光甫也坚持风险分散的原则。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对70多家企业进行过投资，但是超过5万元的只有10家。

　　“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曾经邀请过专业人士来指导银行的调查部如何更好地展开调查工作。那位叫刘大钧的专家就提出“各厂号之信用，非一成不变者。今日信用为一等，明日或以亏蚀而降为二、三、四等，反之如营业有进步则本来为三四等者亦可升为一等。至于经理人之品行才力，与信用有密切关系，此皆非一两次调查所能得其梗概者也，必须详知该人该号以前之历史及随时营业情形，然后方能确定其信用之程度”。在他的指导下，金城银行调查部对信用调查的动态把握有了深刻的了解，由调查部职员提交的正式报告深受银行高层重视。总经理周作民就指示每周的“经济调查报告”分寄平、津、沪、汉、郑五分行副经理参阅，足见其重视程度。

　　1928年，天津瑞通洋行发生了一起金融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起因是天津协和洋行的总经理祁乃溪因经营失误，导致了大额的亏空。他不愿意面对现实，就和美商串通，造了假的销售单据，以瑞通洋行的名义向各大银行申请贷款。骗局揭穿时，很多银行在天津的分行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只有谈荔孙领导下的大陆银行没有被波及，这与他平时注重风险管理大有关系。

　　商业情报调查是企业正常运作的基础，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没有全面、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持，可以说是一步也迈不开。因此，商业情报信息的收集与调查能力的高低也是西方银行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例如，如今举世闻名的国际投行高盛银行，其在经济情报领域的收集与分析能力，比西方大国的国家级情报机构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等还要强大。

　　早在90年前，陈光甫就发现了商业情报调查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运用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之中。在192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先扛起了市场调查的大旗，成立了调查部。陈光甫为调查部分派了两项最重要的任务：一是商情调查，即调查国内外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二是客户调查，包括国内各重要企业的资本、信用、营业甚至企业老板的性格、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具体而言，要完成这两项调查一般会遵循三个环节：放款前审查、放款后控制、信用风险补救。

　　其实，要想做好详尽的市场调查，仅仅凭借调查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光甫深谙此道理，于是让银行所属各部、处，以及各地的分行也加入到向总行报告当地市场情况的行列。除此之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常常召开各种专业研讨会，预测市场，以供领导决策参考，尽可能地减少经营的风险。

　　除了加强商业调查以减少经营的实际风险外，陈光甫还十分重视银行的无形资产——声誉，凡是有损银行形象的业务，他一概不接手。

　　当时，烟土生意十分火爆，而且收益也很高，不少人为了巨额财富而沾染烟土生意，而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名流”是靠着烟土生意发家致富的。也曾有不少人劝说陈光甫接手烟土生意，但他认为烟土是个害人的东西，坚决不允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烟土生意有来往，更不接受烟土押款业务，以免降低银行信用。

　　1928年，汉口的烟土商们开始对陈光甫进行游说，用极其诱人的高额回报劝其踏足烟土业，并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押款申请。但陈光甫态度很坚决，以“土押款不合本行宗旨，决勿承做”为由一口回绝了所有人。

　　在陈光甫致杨介眉函中，他这样写道：

　　“前次比期风潮实因土帮解散关系。据是比应解三百万，而仅解两成，以致各庄受挤。此间土号共有六十家，禁烟局限令减三十家，两家合并一家，零售、雅室一律禁绝。而土帮之烟均在钱庄做押，并放与雅室之账一时不能收齐，且有藉故不交者，故市面银根骤紧。据花帮云，是日若非我做出押款五十余万元，钱庄必尚有倒闭者。闻汉上存土有一千余万，倘土帮问题不解决，恐市面当有变动。宏裕、聚兴诚均仍吃紧，是日倒闭者尚有协聚一家。兴同、大同为南昌帮，账面仅二三万；同胜、永美和亦已停业，连同德胜账面共计约二十万，由汤子敬请理，拟分四期还清。德胜经理汪耀光因个人做棉花吃亏，当时即行逃避。我行对于存放各庄之款，除裕中、永福近数日内有来商以烟土做押款，连来数次，均经回绝。聚兴诚亦托刘文钦来请通融，当告本行宗旨向不承做此项押款，实无从维持。日前陈化平介绍特业商会会长王君来与顺元商做押款，谓如不帮忙，市面必受极大影响。顺元告以与本行宗旨不合，无法帮忙，只能代为介绍中南、大陆，至该行等能否承做尚不可必。王君不满意而去，且云当由陈化平来谈。弟已坚嘱其坚持到底，即得罪陈化平亦所不计。陈为十九军经理处处长，极力代土帮帮忙，谅因军饷有关之故。土帮连日在太平洋会议，闻尚无办法也。”

　　由此可见陈光甫维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誉的决心之大。陈光甫在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表明：“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他认为，银行的业务精髓就是信用，一旦缺乏了信用，银行就不可能长远发展，甚至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他主张“金融贵在流通，流通贵在信用”以及“唯一是要恪守对顾客的信用”，以此求发展，稳固经营。就这样，在陈光甫的一再强调下，“诚信为本”成为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基本的经营之道，并一直坚持了下来。

　　

本文摘自《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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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先后整理国家法币，与美国进行金融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他对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终成就功业。他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国际间奔走，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先河，办旅行社、办招待所、办旅行杂志、修缮国内景点、开设境外旅游，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
　　本书从陈光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民国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