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1）

　　哈耶克亲身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1919～1924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战争经历和年长他16岁的凯恩斯非常不同。1914年战争爆发时，哈耶克不过是个15岁的中学生，可惜他个头挺高，陌生人看到他，总问他为什么不入伍。冯·哈耶克一家都是爱国的奥地利人，19世纪末维也纳的完美产物，毫不怀疑皇帝要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的决定。不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要到1917年3月快满18岁时（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才进了部队当上军官。

　　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是名医生，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大学讲师，因为没能成为全职学者，总怀着一种失败感。为了安慰自己，他在维也纳大学兼职教授植物学。和凯恩斯家族一样，哈耶克一家也多是知识分子。奥古斯特的父亲古斯塔夫是中学的自然老师，他的岳父弗朗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古斯特受挫的雄心似乎遗传给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入伍服役时，打算一恢复和平就努力到大学当讲师。“我小时候一直怀着这样的念头—人生中没有任何职业比大学教授更崇高，虽说我并不清楚想要钻研哪个科目……我甚至想过当个心理医生。”他回忆说。1

　　和学业出众的凯恩斯不同，哈耶克是个差生，两次被学校除名，他坦言：“（那是）因为我跟老师惹出了些麻烦，我本来有能力，但懒惰，显得缺乏兴趣，老师生气了……我始终不做作业，指望着上课攒够足够的分数，好胡乱应付过去。”2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哈耶克发现，超群的智力让他在军官训练班上脱颖而出。“虽说没什么特别的天赋，甚至还有点笨手笨脚，但我在七八十名候补军官里总能排进前五六名。”3到他训练结束时，战争已进入最后一年，他到意大利前线当通讯官。他至少有4次差点送了命，有一回，弹片割开了他的头盖骨。另一次，他完全暴露地去攻击南斯拉夫的机枪阵地，事后，他干瘪瘪地形容说，（那是）“挺不愉快的经历”。4他从观测气球里往外跳伞，却忘了摘下耳机，差点儿给勒死。他搭乘的侦察机遭意大利战斗机的狠狠开火。

　　但大多数时候，战争意味着无止境的等待、拖垮人的无聊。哈耶克通过阅读寻求慰藉，他读完借来的经济书之后，找到了自己激情所寄的学科。“（我碰到的）前两本经济书……糟糕透顶，没把我的激情永远浇灭，倒叫我惊讶。”5他说。哈耶克感到好奇，当自由市场让位给国家需求，和平时期的经济怎样转化为战时经济。他读了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的著作，瓦尔特本来是经济学家，后来进入政界，负责奥地利战争期间的原材料供给。“我认为，他关于如何重组经济的设想，是我对经济学发生兴趣的源头，”哈耶克说，“这些想法，都绝对有些轻微的社会主义倾向。”61

　　“我从来不算正式的社会民主派，但要是在英格兰的话，我会被算成是费边社会主义[1]者。”7哈耶克回忆说。故此，他比终身的自由党人凯恩斯偏左。自由党是一个呼吁在社会民主主义（目标是以民主的方式在主要产业中引入公有制）和保守主义（以追求自由市场为目的）之间走中间路线的进步党派。“马克思社会主义从没吸引过我，”哈耶克说，“拉特瑙笔下温和的德国社会主义，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诱因之一。”8轮休时，哈耶克到维也纳大学登了记，一等战争结束就去修读经济学。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哈耶克回到了维也纳，但它不再是哈耶克记忆中那座丰富多彩、成熟而自信的城市了。战争让哈耶克变得身体欠佳。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他染上了疟疾。战败之后，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的皇帝卡尔一世隐匿起来，不再领导以前领土残存的疆域。战争结束后，分裂主义运动在混乱中抢占了优势，独立国家相继成立。奥匈帝国70%的领土都变成了新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匈牙利也脱离了奥地利，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剧变甚至影响了冯·哈耶克家族的姓氏：按照奥地利新共和政府的法令，名门望族不得再使用“冯”这个姓氏前缀。

　　《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EN-Laye）之于奥地利，并不比《凡尔赛和约》之于德国更轻松。奥匈帝国解体后残存的“德国人的奥地利，”就像是一具没有身躯的头颅。战胜国禁止它把自己称作“德语地区”，未经国联许可，它不得与德国结盟。奥地利人民因为轴心国在战争冲突中破产而遭到掠夺，可战争结束后，这掠夺却变本加厉了。哈耶克回忆说：“维也纳，欧洲最伟大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之一……成了农民和工人共和国的首都。”9没了帝国的供应线，维也纳很快用光了匈牙利小麦和捷克煤炭的储备；面包和电力等基本商品价格奇贵；妇女和儿童上街乞讨。

　　就在这场地狱般的风暴里，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降临，让哈耶克和朋友们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一如既往，凯恩斯怀着减轻痛苦的愿望，形容奥地利人经受的贫困是战后安排明显最不平等的地方。他控诉协约国领导者对奥地利人的困境冷血地袖手旁观。“在他们眼里，欧洲的饥饿和瓦解问题，不可能唤起（协约国）四巨头的兴趣。”10他写道。四国成员彻底痴迷于复仇，对战败国陷入混乱和革命风潮似乎视而不见。“我们面临的危险，”凯恩斯写道，“是欧洲群众的生活标准，已经降到一些人真正会挨饿的地步（俄国已经到了这一步，奥地利大概也快了）……这些痛苦的人，恐怕会推翻政府的残余，淹没文明本身。”11奥地利人没有能力偿还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债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凯恩斯写道。12在奥地利，“饥荒、严寒、疾病、战争、谋杀、无政府状态，就是实实在在的现状。”13

　　凯恩斯援引了德国政府的观点：赔偿金会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让德国回到前工业化经济，只能维持当前人口比例中的一小部分。“签署这份条约的人，就是签署了数百万德国男女的死刑判决。”他写道，“对奥地利人的处置结果，和德国人至少相当。”凯恩斯援引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社论：“《圣日耳曼条约》的每一条款，都充斥着残忍无情的气息，觉察不到人类的同情心，践踏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意义，是对人类本身、对一群饱受苦难和折磨的人的犯罪。”凯恩斯评论说：“我对奥地利条约的细节很熟悉，起草它时，我也看过部分条款，但我很难反驳（奥地利人）这股怨气里的正当之处。”14

　　凯恩斯指出，物价飞速上涨威胁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市民社会。就连哈耶克这样的战前维也纳小康之家，也免不了生活水平大打折扣。1913年一双卖12马克的鞋，10年后转手竟然卖到32万亿马克。一杯啤酒需要10亿马克。百万元的大票子用来点炉子。由于生活用品价格飙升，哈耶克这样家庭的现金积蓄变得一文不值，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忠诚而爱国的奥地利人买下的战时政府债券，更是成了废纸一堆。

　　对19岁的哈耶克来说，战争的结束让他的事业道路发生了变化。尽管他在维也纳大学注册了经济学，但他还穿着军装时，也为避免战争“无限期”持续而安排了备用计划。15他打算从前线的危险里光荣逃生：参加奥地利外交使团。他申请转移到空军，漫长的培训过程给了他充分的时间研究外交学院的入学考试。“我不希望做个懦夫，所以我最终决定，志愿参加空军，证明我不是懦夫。”他说。“如果我在战斗机里活得了6个月，我想我就有资格退伍了。现在，一切都因为战争的结束泡汤了—匈牙利分裂了，外交学院消失了，光荣退出战争的动机垮了。”16

　　哈耶克回到了自己先前的打算，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当时，法律系教经济学。他开始熟悉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奥地利学派还不像它后来那么特立独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学派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它开始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的美德，要对经济采用放任自流的方法。奥地利学派特别关注价格，尤其是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竞争货品时可选择的替代品。如果有人买了啤酒，而放弃了买红酒；如果有人拿钱进行投资，而放弃了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人变卖投资，而放弃了投资稍后可卖到的价格—后者就是他们选择前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诸如此类。这就是蕴藏在资本理论背后的机会成本概念：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生产者为稍后提供更有价值的货品而放弃了制造另一种货品。哈耶克最开始读的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7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社会学方法探讨》（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s）。门格尔最先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商品的数量越多，人们就越觉得它价值不高。哈耶克师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后者主张：价格是理解市场运作的关键，企业家是确保开拓新市场取得进展的关键环节。

　　对哈耶克来说，战后的维也纳是一个探讨经济的完美所在，他免不了要受身边汹涌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影响。他的父亲是医生，可以随行就市，上调出诊费，供得起儿子上大学，但没有闲钱资助他到别处游学了。1919～1920年，由于取暖燃料短缺，维也纳大学整个冬天都不开学，哈耶克到瑞士苏黎世过了8个星期，出钱的是他父亲的植物学家朋友们。哈耶克说，这些朋友“想对营养不良的德国和奥地利孩子表表心意，给老朋友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帮帮忙，他虽然不需要养活，但也同样得了疟疾”。19

　　“1919年到1920年的苏黎世，让我在战后时期头一回品尝到‘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维也纳仍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荒的阵痛当中。”20哈耶克说。因为仰慕在慕尼黑大学执教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1他曾打算到那儿去修第二学位。可1920年6月，56岁的韦伯因为流感过世，这个计划泡汤了—虽说这并不是哈耶克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他解释说：“到了奥地利通货膨胀的后期，我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付不起让我去德国留学一年的费用了。”22但失望里也带来些好处。他没去巴伐利亚读一年书，而是尽力找了份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和事业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奥地利政府有些过硬的关系，得以研究席卷全国的涨价。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后来成为市场经济之父，为相信经济体中货币数量是理解通货膨胀关键的后世学者带来了灵感。

　　

本文摘自《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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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论》、《通往奴役之路》，这些思想的两位奠定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隔着一道巨大的深渊，凝视着彼此。这道深渊，拉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经济学之战：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两人同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哈耶克认为，改变经济的“自然平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认为，标志着一个周期结束的大规模失业和困难，可以靠政府开支来缓和。终其余生，两人始终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
　　二十多年中，两人通过信件辩论，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辩论，通过激烈的私下对话辩论，最终又通过他们热心的弟子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代为辩论。
　　凯恩斯口才和魅力过人，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这一观点很快为大西洋两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
　　与此相反，哈耶克是个一丝不苟的逻辑家，他顽强地逆流而上，在市场倡导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