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2）

　　哈耶克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学习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律（他认为法律是自己的“副业”），1921年11月，他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拿到了学历，从大学毕业。老师维塞尔把哈耶克推荐给米塞斯，到监管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之间战争债务处置问题的政府机构去做法律助理。故此，哈耶克得以在一个类似凯恩斯的领域里工作。哈耶克与米塞斯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维塞尔在推荐信里对米塞斯说，哈耶克是个“有前途的经济学家”，而自负的米塞斯却对哈耶克说：“有前途的经济学家？我从没在我的讲堂上看到过你。”23但不管怎么说，米塞斯还是把工作给了哈耶克，1921年10月，哈耶克正式上岗。

　　每个月领薪水支票的时候，哈耶克都要领受一番奥地利失控的通货膨胀。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5000旧克朗伦（奥地利的旧制金币），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拿到了15000克朗伦，作为币值下跌的补偿。到1922年7月，哈耶克的薪水涨到了100万克朗伦，才跟得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脚步。24短短8个月里，哈耶克享受了200次涨薪。1919年1月，1美元可兑换16.1奥地利克朗，1923年5月，1美元则可兑换70800克朗。25为了跟上需求，奥匈银行（Austro-Hungarian Bank）夜以继日地加印钞票。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指出了通货膨胀失控造成的威胁，但他所用的语言日后遭到了哈耶克及其“健全货币”追随者的驳斥。凯恩斯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货币与黄金价格挂钩的固定关系，但由于政府超发货币来为战争提供资金，这种关系业已失效。凯恩斯提醒读者，货币破产相当于在邀请革命的到来。凯恩斯写道：“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没收相当大一部分的国民财富。”26他写道：“要颠覆现有的社会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稳妥的手段了。”27按凯恩斯的推算，1918年11月，“俄国和奥匈帝国（印刷钞票）进入这个阶段后，货币对外贸易的目的其实已经没用了。”但凯恩斯告诫说：“然而，用法律的力量进行价格控制，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28对像哈耶克那样蜷缩在公寓里，因为买不起燃料而裹着冬天大衣的人来说，凯恩斯的警告是完全真实的。

　　凯恩斯又把思路转到物价通胀和币值猛跌的实际补救措施上。《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编辑C.P.斯科特（C.P.Scott）委托他编辑了系列副刊，建言解决欧洲重建的问题。很快，凯恩斯提出的这套新论点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副刊翻译成了德语等其他语言，哈耶克、米塞斯和其他学者热切地拜读了每一卷。

　　“我们全都热切地捧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凯恩斯1923年出版的书，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他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叫我更是好生钦佩。”29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预料”到的“小小发现”指的是将货币价格跟黄金挂钩，也就是“黄金本位”，国内价格就会出现波动，并无法控制。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以下选择：是要价格稳定的货币，还是要稳定国内价格。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外部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价格水平和汇率。我们必须做出选择。”30这时候，凯恩斯和哈耶克是顺着同样的线索在思考（或许是同时冒出了灵感）—尽管米塞斯警告哈耶克，凯恩斯“在用一些非常糟糕的经济论据支持一桩善良的事业。”31

　　凯恩斯接受了《卫报》副刊极其优厚的报酬。C.P.斯科特常常在面对凯恩斯时感到挫败，他说凯恩斯是“才华横溢的原创思想家”，但同时“是我遇到的最顽固、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32凯恩斯说服了一大群名人供稿，其中有英国的战时首相H.H.阿斯奎斯（H.H.Asquith）；未来的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日后连任三届法国总理的莱昂·布鲁姆（Leon Blum）；英国费边社会民主运动及伦敦经济学院创始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33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牛津历史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和G.D.H.科尔（G.D.H.Cole）；德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甚至还有罗马尼亚的王后。凯恩斯又为这事儿增添了一丝布鲁姆斯伯里的花边：他委托邓肯·格兰特和凡妮莎·贝尔绘制图书的封面。

　　在1922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副刊里，凯恩斯独自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都收入了《货币改革论》。文章的主题激起了战败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自1914年以后无不大幅贬值。凯恩斯认为，要是这些国家将货币恢复战前的币值，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建议，这些货币以当前价格和英镑挂钩，英镑每年价值上浮不得超过6%。34这和英?财政部及英格兰银行的意见相反，后两者都希望英镑恢复战前币值。

　　货币回到战前汇率的代价是巨大的通货紧缩（价格持续下跌），此外还伴随着高利率，进口多少商品就要出口多少商品。正如凯恩斯所说，“辛苦工作，如同奴隶。”尽管米塞斯心存疑虑，但哈耶克赞同凯恩斯绝大部分的分析。凯恩斯主张，只有价格稳定，才能让欧洲家庭避免更多不公正的伤害—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和通货紧缩都做不到。事实上，他笔下所说的“很少花钱，也不‘投机’，为‘家人提供适当的储蓄’……这样的人却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35这正是哈耶克一家的遭遇：爱国心把他们带到了近乎赤贫的状态。

　　凯恩斯在增刊中推荐的补救措施第一步，是由政府管理经济。这一思路，让他与米塞斯、哈耶克及其他自由市场信徒区别开来。欧洲政府被迫要在通胀和通缩之间做出选择。在凯恩斯看来，这证明了放任政策不再合适。他主张，政府要采取行动，避免价格波动。

　　米塞斯以及后来哈耶克相信，市场走向“均衡”的“自然力量”能够让波动的经济恢复秩序。对凯恩斯而言，“袖手旁观”以及受“因故意取消中央控制而带来的机会”敲打，这样的做法不可接受，因为它会严重伤害不可动摇的价格水平。凯恩斯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对‘有意识地决定监管价值水平’的深刻不信任。”36

　　凯恩斯无情地批评了美国为维持美元币值而将之与黄金挂钩的做法，他说：“兰德的矿工们辛辛苦苦地把黄金挖出地面，华盛顿却又把它埋进了白宫。”37与此同时，他评论了自由市场与管制经济的相对优点。根据他的推算，金本位（即货币价格与金价挂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它的交易价格是由中央银行规定的。“现代世界使用纸币和银行信贷，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没人能离得开‘管制’货币。”他辩称，“（货币）可兑换成黄金，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黄金本身的价格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38未来的哈耶克亦采纳了这一思路。

　　凯恩斯还着手检验了经济会随时间达到休止点、人人都上岗就业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这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传授给他的“真理”，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信条。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说，“就长期而言”，系统内的货币数量和稳定价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恒定的关系。然而，“这一长期，对当前事务而言起到了误导作用”，39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价格与货币数量关系的是货币的花销速度（“流通速度”），它能调整价格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均衡状态固然取决于“长期”，但他话锋一转，给出了自己最出名的一句评论，“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40

　　尽管凯恩斯旨在观察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但他发现，对所有意图评估均衡理论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人来说，“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虽然要到几年后凯恩斯才逐渐放弃对均衡理论的信念，但此刻的他，找到了一种解释的途径：为什么理应出现的均衡状态无法治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均衡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总会达到人人都就业的状态，凯恩斯却发现，长期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时限，总是设定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这就像棍子上拴着胡萝卜哄驴往前走一样，长期永远遥不可及。所以，当后来者提出，长期而言，用公共支出解决失业率会造成通货膨胀，用凯恩斯的这句话来还击方便又好用：“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说到汇率在决定通胀中所扮演的角色，凯恩斯的观点对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信徒尤为切题。大多数欧洲政府允许货币自由浮动，视整个大陆是否能恢复到1914年的经济状况而决定，奥地利政府却打算立刻提高克朗伦的币值。政府以削减公共开支为条件（包括削减70000个政府岗位，取消食物补贴），从国际联盟贷到了一笔款项。1925年，克朗伦以高币值和金价挂了钩。凯恩斯的《卫报》文章点明了包括汇率管理在内的原则，哈耶克和同事们则从近距离见证了提高克朗伦币值等举措带来的惨痛后果。

　　哈耶克很快感到不安，决定亲自到美国去看一看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多亏了政府薪金一直按通货膨胀加以调整，他的收入跟得上涨价的步伐，还能省下来一点点。1922年春，米塞斯把哈耶克介绍给了纽约大学教授耶利米·惠普尔·杰肯斯（Jeremiah Whipple Jenks），后者正随同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群金融专家访问维也纳，他们受德国政府的聘请，为如何稳定马克币值提供建议。41杰肯斯打算写一本有关中欧国家经济饱受战争蹂躏的书，便邀哈耶克到曼哈顿做该项目的研究员。

　　因为手头的钱太紧了，哈耶克买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单程票—往返票他买不起。为了节省电报的费用，他也没告诉杰肯斯自己到的日子。1923年，哈耶克口袋里揣着仅仅25美元，在曼哈顿西城的客轮码头下了船，赶到杰肯斯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接待人员却告诉他，教授暂时联系不到。哈耶克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身无分文，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决定在杰肯斯回来之前先找份工作，就到第六大道上的一家餐厅去洗碗了。他刚把双手埋在泡沫里一个小时，就接到了杰肯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经济学家回来了。这是哈耶克最后一次从事?力劳动。事实上，他活了整整92个年头，从来没为私营部门工作过。

　　哈耶克立刻有滋有味地在美国展开了新生活。他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J.D.迈吉（J.D.Magee）手下进修博士；参加了商业周期（即经济快速增长、兴旺繁荣的时期过后总跟着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收缩的时期）权威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大受欢迎的讲座；42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德国社会学家J.B.克拉克（J.B.Clark）举办的讲座。哈耶克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诡秘运作很感兴趣，凯恩斯曾详细说明了该机构囤积黄金、操纵货币的做法。接下来，哈耶克还为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短期工作过，索普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经济顾问。这一时期，他收集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业绩效波动信息，并开始对商业周期的性质和可预见性展开思考。

　　1924年5月，用光了金钱和运气，哈耶克再度起航横跨大西洋。刚回到家，他便收到一封授予自己洛克菲勒奖学金的信，要是这封信来得早些，他还能再在美国多待一年。但奖学金来得太晚了。接下来的25年，哈耶克都没回过美国。

本文摘自《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

　　《通论》、《通往奴役之路》，这些思想的两位奠定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隔着一道巨大的深渊，凝视着彼此。这道深渊，拉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经济学之战：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两人同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哈耶克认为，改变经济的“自然平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认为，标志着一个周期结束的大规模失业和困难，可以靠政府开支来缓和。终其余生，两人始终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
　　二十多年中，两人通过信件辩论，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辩论，通过激烈的私下对话辩论，最终又通过他们热心的弟子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代为辩论。
　　凯恩斯口才和魅力过人，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这一观点很快为大西洋两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
　　与此相反，哈耶克是个一丝不苟的逻辑家，他顽强地逆流而上，在市场倡导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