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和降低风险

　　都说“管理出效益”，但实际上企业的效益空间是由其盈利模式决定的。管理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否快速、低成本和可靠地实现其盈利模式。换言之，管理真正的价值是“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

很多企业的决策者不知道管理的真正价值，再加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还存在诸多法规、政策上的不足而导致盈利模式给企业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加强管理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他们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资本运作、社会关系、商业合同等方面，而不是放在管理方面。一些地区盲目追求GDP、追求短期效益更是迫使企业追求能够短期内获得更大利益的盈利模式，而不去重视管理。

　　李自成的经验教训值得企业界思考。一般人认为，李自成的失败是由于进京以后军队的纪律涣散和官员的腐败造成的，典型的论断就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但是，仔细看来，李自成的经验教训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其在商洛山出兵到打下北平为止；后半部分以山海关兵败到其在湖北被杀为止。前半部分李自成进攻态势可谓势如破竹，其原因在于顺应了天下大势。明末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这种态势下，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的盈利模式起了关键的作用。山海关一仗失利后，李自成节节败退，很快就被歼灭，其原因却并不是与大势不符，而是忽略了管理。在态势顺利的情况下，他没有建立根据地，没有进行土改，仅靠“打土豪、分粮食和财物”而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由于不能打好根基，他的队伍只是流匪，队伍越壮大离老百姓的距离越远。山海关失利加剧了老百姓、投降过来的官军和官员对李自成信心的丧失，因而大家纷纷背弃了他，促使了李自成的迅速被歼。

　　李自成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企业要想有效提升其盈利能力，首先要选对盈利模式；但是，如果仅有正确的盈利模式而不加强管理，就会增加企业的风险而导致企业迅速地失败。简单说来，企业在顺利的情况下，肯定是抓对了盈利模式，这时候应该加强管理，因为员工对企业未来有信心，他们容易接受约束或改变他们行为的管理。反过来看，如果企业不顺利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反思其盈利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加强管理，因为员工如果已经对企业的前景失去信心，对他们加以约束的效果会适得其反。要让员工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才能够忍耐“道路是曲折的”这样的过程。

盈利模式和管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两个车轮，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它们缺一不可。盈利模式能成我们的事，但管理更能败我们的事。在盈利模式好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只看到了贼吃肉，而忘掉了贼挨打”，不去加强管理，导致效率降低而渐渐丧失了竞争力，或风险上升到临界值而导致迅速死去。很多显赫人物恰恰是忽视了“风险”二字将政治利润、政策利润和商业模式带来的成果毁于一旦；忽视了“风险”二字，很多“政绩卓然”的官员锒铛入狱；忽视了“效率”二字才使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既忽视了“风险”又忽视了“效率”使得一些风云一时的企业混不下去，从而纷纷逃离或破产。

我们可以以政治利润、政策利润和商业模式作为投资决策的目标导向，但决策目标的实现则需要靠有效的管理来完成。如何将正确的事情做正确不只是下属考虑的事，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它恰恰是管理者最需要花精力的事。要干什么事的决定权可以掌握在拥有资源的人手中，但是一旦决策后，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决定权则掌握在负责完成任务的人手中。没有任何人能替我们承担属于我们自己的风险。

　　 “偷工减料”是导致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管理者才有能力决定“减料”，而工人能做的只是“偷工”。

最容易认为自己掌握资源的人就是金融业的人，这些人知道对资源的拥有和对资源的使用之间的区别，他们也很容易认为钱本身能生钱。“投资”这两个字成了最狂热的口号。投资，然后收益，然后再投资，再收益，如此循环。这种盈利模式确实让人激动不已，这种思维吸引了无数的投资者（如果那些连基本的金融知识都不具备，但将养老金都拿出来的炒股者也可称为投资者的话）。古老的《木偶奇遇记》中记录了猫和狐狸骗取木偶匹诺曹的伎俩：将钱种到地里，就会长出挂满金子的摇钱树。中国古代的农妇奢望鸡生蛋蛋又变成鸡鸡再生蛋这样的循环也是如此。对这种盈利模式的狂热程度只有另一种“投资”可以与之比拟——传销。

　　北京时间2012年6月9日上午10时30分，“巴菲特午餐”2012年竞拍结果揭晓，一名买家出价近346万美元，获得与“股神”共进午餐的资格。346万美元这一出价，再度大幅突破2011年创下的262.64万美元的成交纪录。据说，一些中国老板很热衷于此事，以至于“新兴市场教父”莫比乌斯特别提到了花200多万美元拍下巴菲特午餐的那位中国人：“他想成为中国的巴菲特，对吗？我肯?他这辈子没希望。原因就是，巴菲特年轻的时候，绝对不会花2万美元去和格雷厄姆吃饭求教。据说他还在午餐时为巴菲特推荐股票，这无非是告诉全世界最专业的投资者，应该做空他的股票。在公共场合推荐股票，是业内大忌，真正的投资是沉默是金。如果他想通过巴菲特，把股价抬起来卖出，他的职业道德就有问题。这个中国孩子现在已经走上了歪路，如果我是他的投资人，我考虑赎回。”

北京时间2013年5月15日早间消息，美国慈善拍卖网站CharityBuzz刚刚结束了一项与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共进咖啡机会的拍卖，最终成交价格为61万美元，根据拍卖条款，最高出价者将可以在苹果公司总部与库克会面30至60分钟。

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至今也没有被揭开的谜，其中一个就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被称为“神”，股神巴菲特是一个，苹果的乔布斯是一个，松下幸之助也是一个，稻盛和夫同样是一个。人们对这些“神”很崇拜，希望通过向他们学习也成为这样的“神”。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我们将其奉为“神”就不要亵渎他们，不要奢望利用他或变成他。更何况，这些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他们自己也未必说得清。用他们来炒作可以，但有效期很短，他们自己也往往是朝不保夕，没有一个依靠神人的企业可以长盛不衰的。

　　投资方根据其商业模式、政治关系和政策优势来决定其投资的项目（包括金融项目），这个过程好比是决定哪些是“正确的事”。这些项目能否取得收益（即将这些正确的事做正确）将受限于他们自己以及投资对象的管理有效性的高低。

　　金融业的竞争也已十分激烈，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这些竞争将更加剧烈。为了开辟各自的“蓝海”，金融业需要制定不同的战略（Strategy），需要有不同的组织结构（Structure）、运行机制（Systems）、核心能力（Skill）、人才队伍（Staff）、管理方式（style）和价值观（Shared-value）。这7个S彼此支持、相互和谐是一个企业成长的基础。在这7个S中，战略决定组织结构，也就是说，不同的战略方式需要用不同的组织方式来保障。如果两个企业组织方式相同，那么这两个企业只要有一个战略不合适就不能有效实现。很多银行尽管名称不同，但它们的组织结构大体一致，仅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业之间并没有独特的战略，也没有做好应对竞争的真正的准备，它们依然是靠政治、政策在经营。

　　在商业运转健康良好的时期，人们只是期望通过劳动获取利润，接着，在股票市场赚钱的机会接踵而至，公司管理者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投机事业上。但是，这种一只眼盯着公司经营，另一只眼盯着股票市场的方式不会使企业经营好到哪里去。对股票市场的关注不可避免地转移经营者对公司的注意力，进而会减弱推进公司发展的动力。

——亨利·福特《大管理》

　　金融业从来也不缺专业人才，银行界乃至金融界重视经济学家，这也没错。但是，依靠经济学家的结论成长起来的地区、政府固然不少，依靠经济学家的结论成长起来的企业却很少见，采用与经济学家不一致或相反的结论的企业成长起来的案例却随处可见。样本多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统计规律，如果都依靠这些规律就必然陷入竞争惨烈的“红海”，企业的生存空间就会下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企业了解经济学规律是为了更好地打破这些规律，这样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成为强者。当然，对政府来说，经济学规律是有用的，它们可以据此制定政策帮助那些遵循经济学规律的弱势企业，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F. W. 泰勒在一百年前就已经看到：在工业的各种风险中，最大的风险是恶劣的管理。管理就像小人一样，你不得罪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但如果你得罪了他们就一定会惹麻烦。泰勒还说：“任何制度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考验是遇到激烈的竞争，而劳动成本又占生产费用的一大部分。只有在这样的企业内，才能盼望找到最好的管理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管理的另一大功能，就是提高效率。好的管理能够使企业用更少的人、在相同的时间和成本范围内产出更多的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从而可以达到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对企业而言，有了正确的盈利模式后，管理就是决定性因素。

管理的有效性建立在对人性了解的方法上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这是一句外交辞令，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它反映了尽管有关管理的书籍汗牛充栋，但很多人在实践中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管理这个现实。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管理，管理者们特别喜好“领导艺术”这样的说法，因此这些年反映历史上权谋的所谓国学重新得到人们的追捧。很多管理者并不认为管理是一门需要训练才能掌握、通过训练就能掌握的专业，甚至不少管理者排斥管理是一门专业，因为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管理训练，他们没有管理学学位，无论是乔布斯、比尔·盖茨，还是柳传志和任正非。他们可以混一张EMBA文凭，但并不指望能够从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管理，他们宁愿花大价钱去听一些“大师”的演讲，就像不愿念经的俗人去找活佛开光一样。

　　有一个企业老板?后袒露真言：“在学校能学到什么？那个讲市场营销的老师自己卖过一根针吗？”医院的很多妇产科大夫是男的，他们并没有生过孩子，但是他们成功地为无数的孕妇提供咨询、诊断和接生。医生并不是要生过同样的病才能为病人治疗。经过科学总结得出的知识不同于朴素的个人经验，无论个人经验怎么成功，也代替不了知识。

　　在EMBA课堂上我常常会问学员一些问题，从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很多企业管理者缺乏对管理的基本认识。

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企业缺钱你将向谁贷款？大部分人的回答是：“银行”。这似乎没错，但是，什么是银行？那座挂着某某银行牌子的大楼是银行吗？如果是，那么那座大楼会贷款给你吗？不会，贷款给你的只是放贷的人。是人给我们贷款，是人给我们工资，是人给我们合同。哪怕是贷款条款再明确，给我们贷款的仍然是决定放贷的人，而不是大楼、机器、图章、规范，因为条款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判断。“企业无人则为‘止业’”、“要做事先做人”、“以人为本”等人所共知，管理的核心对象是人，目中无人的管理者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管理者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特点是通过使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是通过别人的劳动来实现自身价值的人。完全能够通过工具、设备来自动化完成的工作是不需要管理者的。当然，我们可以将管理放大到一切合理利用资源的活动上，那样似乎人人都是管理者。但这是这种范围的无限扩大，将导致管理学的混乱。

　　管理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和降低风险，提高效率的途径在于用人，而风险的来源也在于用人。提高效率的简单途径就是让那些比我们效率更高或拿钱更少的人替我们工作，其简单表述就是“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拿四个人的钱”。如果完全是可以靠机器设备完成的工作，可靠性就比较高，对管理的要求也低。但是，企业中越是重要的工作，例如各项决策，大多做不到自动化。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决策工作也可以由计算机来代替的话，人类存在的必要性就丧失了。用人就会有风险，“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管理者来说是有条件的。管子曰：“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没有可靠管理保障的信任导致的悲剧比比皆是。

另一个问题是：你们是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一般得到的回答是：“真话”。但是，管理者追求的，或者说依靠的并不是“真实”，而是“有效”。管理者说的话应该是以有效与否来区分，而不是以真假来区分。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待世界，针对不同的目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视角。例如，我们鼓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鼓励“舍己为人”，但是在乘飞机时我们听到的安全须知却是“先戴好自己的呼吸面具再帮助他人”。我们鼓励将军爱护士兵，但吴起爱护士兵却使其母亲痛泣。我们鼓励诚实正直，但鲍叔牙却难当重任。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予又将死也，吾是以泣。”

——《说苑·复恩》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子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

——《管子·谋失第二十五》

　　众所周知，文艺有文艺的规则，有其美的判断标准，不然也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文学家和管理者看待文学作品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尽管可能从文学的角度这个问题提得很不恰当，但从管理者角度看却是至关重要的。其实，就连宗教也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管理者并不刻意强调真假、对错，他们强调的是“有效”。管理者并不刻意强调好人、坏人，他们强调的是人是否胜任、是否有价值。管理不强调绝对的标准答案，而看相对的运用效果。众所周知：“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反过来说这句话也成立：“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好人、坏人是针对不同人的价值观而言的，而胜任与否则是相对于目的和任务而言的。“慈不掌兵，义不守财”并非可以简单地认为“仁慈的人不能带兵，讲义气的人不能管钱”。就如同商家要讲诚信，但绝没有商家会将进货价格、渠道轻易告诉别人。这里有“大慈”与“小慈”、“大义”与“小义”、“大诚”与“小诚”之分。关羽讲兄弟小义而忘国家大义，这不是有效的管理者所看重的。

　　陈平为人卑鄙油滑，就连刘邦的亲信周勃和灌婴都认为使用陈平是“用了一个可算是毒药的人”。但是，刘邦重用了陈平，不仅如此，陈平后来还做了汉朝的宰相。陈平的引见人魏无知的一席话帮刘邦下定了决心：“如果现在尾生和孝己还活在世上，你会用他们吗？”尾生为履约而死，孝己则是著名的孝子，两人可谓做人的楷模，但刘邦认为：“当前正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尾生之信，孝己之孝，没有任何益处”。刘邦重用陈?后，陈平给他出了几个重要的计谋，这几个计谋非常有效，但全是“毒计”，是讲求做人的君子所不愿采纳的。正如司马辽太郎所言：“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上的。刘邦没有学识，也正因为它没有学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

　　管理就是“用正确的人按照正确的方法将正确的事情做正确”。这里面有四个“正确”，但只有一个正确是管理者可以依赖的，也是可以学到的，那就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人、正确的事有时可遇不可求，正确的结果需要通过正确的人去完成，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人会变成不正确的人，也找不到正确的事，即使找到正确的事也会得到不正确的结果。正确的方法是管理学教育的核心，本书会重点谈到项目管理的正确方法。此外，管理比其他学科更有弹性，更能体现“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道理。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如果它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有效的，它必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对人性的了解。很多管理方法的失败在于管理者不了解人性，甚至有意识地否认人性，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试图“以天下人之公成一己之私”。

　　管子曰：“不明心术而欲行令于民，由倍招而必拘之”，即不了解人的本性而试图对老百姓发号施令，就像背对着靶子射箭而期望每次都射中一样。之所以他能帮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第一霸，就在于他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管子·牧民第一》

　　企业开年度会议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在上面声嘶力竭畅谈理想，员工在下面玩弄手机或在记事本上练字画画。我曾经在一个高科技公司做过一个小实验。董事长主持完年度会后，公司举行联欢晚会请全体员工参加，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的间隔中将进行抽奖。抽到员工号的人可以登台领奖，但领奖前必须抽取一个问题并回答正确。这些问题都是公司年度会议上谈论的事项。晚上11点，董事长抽取一等奖号码，被抽中的是一个后勤部门的员工，而她抽的却是一个市场开拓方面的问题。她流利地答出了问题，抱走了笔记本电脑。原来，在联欢晚会前大家就纷纷找到会议纪要背熟，生怕抽到自己却答不出问题而在全体员工面前丢人现眼。

本文摘自《项目思维与管理关键（第2版）》

　　在变化的时代，迅速整合利益相关方以满足大量独特性需求的项目管理能力将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核心能力，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其管理人员开展有效工作的基础保障。
　　系统思维是本书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围绕项目生命周期的利益相关方管理则是本书的主线。
　　基于系统思维，本书阐述了企业赢利模式和企业管理的互动关系、项目和企业的互动关系、项目团队和职能部门的互动关系、企业和合作伙伴的互动关系等，并提出了如何运用统一的项目管理原则以应对不同特点的项目、如何搭建企业项目治理平台以避免项目经理难以承担责任的问题、如何建立和项目合作伙伴的关联关系以提高协同效应等项目管理和治理机制。
　　按照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关系，本书阐述了成功管理项目需要开展的关键工作内容，包括项目决策、启动、范围控制、资源组织、风险管理、进度计划、沟通管理、团队建设、冲突处理、绩效管理、项目收尾等方面。本书提供了有效开展这些管理工作的思想和方法。
　　本书适合企业和其他组织中的高层管理人员、项目经理以及有一定项目管理实践经验的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项目管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