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光伏歧途

2013-12-28 14:20:48

  “在国会山上扔块石头,准能砸倒两三个说客。”

  这句话指代的是,代表传统能源的财团会派自己的说客前往华盛顿。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让自己的职员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实施“旋转门”式的政治操作。

  正因如此,从40年前的尼克松总统到40年后的奥巴马总统,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备受掣肘、摇摆不定,美国的太阳能发展也迅速被他国赶超,相比中国已经不具备优势。

  尽管如此,美国的太阳能优势仍不容小觑:它不缺对太阳能感兴趣的投资家,而且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次政策起伏之后

  在从威拉德饭店到华盛顿国会山那短短几百米的路上,总有人会把美国的议员拦下寒暄一番,告诉他们传统能源更需要联邦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这些说客受雇于各行各业,而为美国化石能源公司服务的也不少,说服的议题自然包括国家不应把过多注意力放在新能源上。英国《经济学家》曾形容说:“在国会山上扔块石头,准能砸倒两三个说客。”

  代表传统能源的财团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光伏政策的摇摆不定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曾非常关注太阳能革命,此前还推行过“百万屋顶计划”,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也一度非常支持太阳能,走到哪儿都把第一太阳能公司挂在嘴边。但美国是财团掌控的国家,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再加上“页岩气”半路杀出,导致美国对大规模发展太阳能有所保留。美国太阳能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

  第一次起伏发生在4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就对能源的多样性孜孜以求。卡特总统上任以后,为了摆脱对石油的过分依赖,曾经提议通过立法建立一家太阳能银行,帮助美国“实现在2000年电力的20%来自太阳能发电的关键性目标”,还在白宫屋顶上建设了太阳能发电站。但他的继任者里根总统对太阳能并没有太大兴趣,上任后不久就将白宫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全部拆除了,太阳能发展也陷入了停滞状态。

  第二次起伏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海湾战争打响,石油供应日益紧张,老布什总统重新将卡特总统的太阳能计划提上日程,将太阳能研究所提升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实验室”。但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以后,石油价格再次回落,太阳能计划再次搁浅。

  第三次起伏发生在1997年以后。当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国会做了关于环境和发展的报告并提出“百万屋顶计划”。这是美国面向21世纪的一项由政府倡导、推进的中长期计划,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太阳能项目计划。美国政府期望,到2010年为100万个屋顶安装上太阳能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光伏发电、热水和空气集热等多项功能。可惜的是,这个计划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太阳能也未能被大规模开发和利用。2000年,美国的太阳能装机容量被德国超越。进入21世纪,小布什上台之初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在利用太阳能方面被欧洲全面超越。

  美国新能源此后的发展也并不顺利。2005年,美国出台《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但该法案一直饱受批评:一方面是因为它对节能、提高能效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规定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尽管全文有2 000多页,但未能对美国能源政策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应对气候问题,如何解决美国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外,该法案还再一次把化石能源和核能发展置于优先位置,表明美国能源政策目前依然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模式。

  2009年奥巴马上任以后,大力倡导新能源革命,美国人才重新开始重视光伏产业。他上任的第一年,美国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就从2008年的0.36GW提升到0.43GW。接下来,2010年达到0.87GW,2011年达到1.85GW,2012年达到3.6GW,呈直线上升趋势。太阳能发展势头良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页岩气。

  近几年,在减少石油进口、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和实现“能源独立”的口号下,美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页岩气革命”,其温度超过太阳能利用热潮。

  从上述数据看,近几年美国太阳能似乎发展得还不错,但那仅仅是表面现象。2011年前后,太阳能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事实上与即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密不可分。也就是说,2011年的繁荣只不过是将未来的增长提前透支了而已。

  对美国光伏产业而言,2011年年底是一个转折点。当时,以奥巴马绿色新政为基础的扶持措施相继到期,例如补贴及债务担保,2012年仅剩传统的生产税收抵免(PTC)。在这种形势下,资金向海外转移及企业裁员的情况日益增多,“奥巴马政权的绿色新政并未产生效果”的论调也大行其道。

  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新能源开发,但从时断时续的政策支持中可以看出,美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持续且系统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并不认为新能源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较大突破。

  美国能源部认为,太阳能电站建造成本唯有降至每瓦1美元,才能在政府取消补贴后具有市场竞争力。但截至2011年年底,美国太阳能电站的建造成本仍高达每瓦4.08美元,与每瓦1美元的目标相距甚远。

  再加上近年来美国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开发异军突起,使得规模与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新能源开发遭遇层层阻力,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尤其是页岩天然气产量的大幅提升导致价格下滑,这也使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的新能源的产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旋转门”的影响

  尽管遭遇起伏,但目前美国仍有许多投资家对太阳能市场充满兴趣,他们一直紧盯着太阳能市场,并积极寻求替代能源有利可图的证据。然而,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成功或者失败最终取决于政治家的态度和政策的走向。

  遗憾的是,美国当前的游戏规则对新能源企业家极端不利。新能源企业家的竞争对手是传统能源寡头,胜算本来就很低,再加上政策摇摆不定,即便是最好的创意也难免遭遇失败。

  他们十分羡慕半导体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因为这一领域的革新家们能够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而他们却必须直接对抗强大的传统能源公司。

  传统能源公司之所以强大,除体量的庞大外,还在于其影响力能够渗透到国家能源战略的制定。他们利用“说客”进行游说。统计数据显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每年把大约6 000万美元用于院外活动。按照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的说法,这些大公司每年能够因此获利60亿美元。对太阳能公司来说,6 000万美元可谓是一个大数目,但对化石能源集团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因为它还不足埃克森美孚公司一天的营业收入,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为这些利益集团带来巨额收益。5

  除院外活动外,美国发展太阳能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还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关。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两党制和总统共和制,势均力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总统对他所在的政党负责,内阁对总统负责,其他小党派无法参与到总统竞选中来。这种政治制度的结果就是,哪个党派的候选人当选了总统,该党派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就掌握了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后任总统可以废除或更改前任总统制定的政策,政策的连贯性因此严重受损。

  民主党代表了美国广大中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改变环境质量、提高生活水平是中产阶级关心的问题,因此民主党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十分支持太阳能政策。而太阳能的应用无疑会损害美国大企业主的利益,因此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共和党人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对发展太阳能提不起什么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总统,他们在竞选时就已经接受了大量捐赠,这些捐赠来自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阶层。

  为了增强游说的力度,大公司还经常推荐自己的职员进入政府部门,这种企业管理人员与政府管理机构人员的角色转换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

  即便是支持太阳能发展的奥巴马也难免会受到说客的影响。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在美国不断增长的太阳能装机容量背后,化石能源企业的意图也非常明显。比如,美国重点发展的是大规模集中式电站,然后由传统能源集团通过一个超高压电网将这些电能从人烟稀少的地区输送到美国东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种对可再生能源集中生产、统一分配的政策并没有得到东部各州州长和电力公司的认可。2010年7月,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11个州的州长联名致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和少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公开反对国家输电政策。州长们质疑在西部地区集中进行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将会损害地区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努力,同时也不利于在本州创造清洁能源工作岗位”。14家电力公司(其中很多家企业在这些地区的业务受到极大冲击)同中大西洋地区和东部的州长一道,要求国会允许每个地区单独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6

  除此之外,美国太阳能政策的变化还与油价的高低有关。美国太阳能在高油价、高补贴的年代迅速繁荣,而在高油价消失、补贴取消时崩溃。

  美国太阳能的发展历程证明了长期政策的必要性,这种长期政策不是要政府选定谁是赢家,而是在没有缺陷、没有隐性补贴的市场中,让市场选择谁是真正的胜出者。一个公平的竞技场—这正是这些风险资本家和技术革新家所需要的—不要求保障利润,但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竞争机会。即使这样,许多人仍难以成功。他们称,“赌注高得几乎令人难以想象”。

  仍然不容小觑

  正如评论家所言,美国的绿色能源要发展,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内在冲动(追求利润),用市场来解决发展问题。

  美国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虽然对太阳能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从业者却认为它是一个破坏性武器,并不利于太阳能的长期发展。他们认为税收政策应该保持稳定,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制定长期投资策略。他们坚信调动资本市场是快速推广太阳能技术的最佳办法。

  因此,仅凭一群环保主义者的努力难以使美国的太阳能规模化,而是需要大笔资金将煤炭和石油挤出去。正如《经济学人》记者维杰伊·瓦西斯瓦伦所说:“你把这项技术和资本联结起来,这才是现实可行的关键所在。”

  加利福尼亚州由于阳光充足,在太阳能发展方面走在美国各州前列。该州用确定碳排放总量的法律通过之后发生的变化驳斥了那些质疑太阳能的组织,而最大的影响是使整个行业获得资本支持成为可能。有人可能会称之为泡沫,但我认为这是繁荣。2009年1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决定投入32亿美元,全面推动“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计划到2016年在该州兴建3GW太阳能电力系统,同时将减少300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认为,适当的法律政策将释放大量的工作机会和福利增长,并使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有效地反驳了碳立法将摧毁经济的主张。

  而对于竞争市场的公平与完善,美国主张通过碳税和类似的税费征收,使化石能源反映其真实价格,“然后让市场做出选择”。

  同时,在市场公平方面,他们还要求取消对传统能源的巨额补贴。尽管全球前十大企业中的七大企业都是石油公司,但是化石燃料仍然在享受美国纳税人的补贴。2010年,美国政府对化石燃料的扶持达到154亿美元。投资机构DBL Investors的一篇报告称,美国联邦政府近15年给予石油和天然气的补贴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的5倍。

  解决市场公平问题,使新能源投资家有利可图,美国光伏太阳能发展就已成功了一半,如果再加上其固有的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美国在光伏产业的实力将不容小觑。

  美国是世界光伏技术和光伏产业的发源地,一直位于世界光伏技术进步和商业化的前列。近年来,美国还制订并出台了美国国家光伏发展计划,这将对推进该国光伏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该计划是由美国能源部联合大学、实验室、产业风险投资机构发起,旨在通过合作为推动光伏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应用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规划与目标,其长期目标是使美国光伏发电成本降到6美分/度。

  技术的进步以及各项新能源计划的推出使美国光伏装机容量从2012年起恢复快速增长:美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3.6GW,同比增长92%,累计装机容量达到7.6GW。美国各州《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RPS)的出台以及投资税减免政策的继续实施,确保了美国光伏市场的持续性增长。预计2013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可达到4GW以上。

  我们之所以非常重视美国光伏技术对竞争的影响,是因为谁拥有核心技术,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当然,美国市场恢复快速增长对中国光伏产业来说并不是坏事。在许多光伏业内人士眼中,奥巴马的连任也意味着美国应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对于中国光伏企业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征兆。美国虽然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但这只是针对晶硅电池而言,中国企业如果改作薄膜电池板,重返并占领美国市场并非不可能。

  中国也的确到了需要认真对待薄膜太阳能的时候了。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都在利用薄膜技术生产光伏电池组件,中国的薄膜生产核心设备也大部分是从上述国家采购。尽管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在晶硅电池方面能像中国这样拥有成本低、规模大的独特优势,但薄膜太阳能在当前竞争态势下遭遇“双反”的可能性非常小。原因在于,虽然全球主流的几种薄膜技术路线在转化率、成本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同一种技术路线上不存在因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别而产生较大价格差别的问题,也就没有通过大幅降价而倾销他国的空间,因而也就不存在“双反”问题。

  同时,中国技术领先的薄膜设备生产线目前均来自国外,尚未完全实现国产化,如果现在对中国薄膜实施“双反”,相当于反他们自己。即使将来中国在技术上、规模上成为世界领先的薄膜电池生产国,我们完全可以走高技术、高品质、合理利润、合理价格的路线。

本文摘自《中国领先一把》


  这是一本探索中国如何通过光伏革命,破解能源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和平崛起的书。
  2012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能源安全与能源独立堪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关系更加复杂,不稳定性因素和风险也将增加,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加大。2013年初,中国遭遇雾霾袭击,北京及华北地区多处城市PM2.5浓度“爆表”,中国面临空前的环境压力:这不仅事关民生,更关乎中国的大国责任及国际地位,因为气候谈判不仅仅是简单的减少碳排放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各国经济战略和发展利益。
  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和环境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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