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过渡中的腐败问题（5）

　　无论这些案件的属性究竟是追求利润还是行贿受贿，与投机和走私相关的指控主要发生在1950~1952 年。当时，中国政府正努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并对某些关键的经济资产进行国有化改革。随着国家逐步控制住了国民经济，交易型腐败和追求利润型腐败的数量逐渐减少。经济国有化之后，私营部门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没有人愿意行贿腐败官员。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化经济确保了经济活动在国内的正常运作，从而消除了腐败的需求方。因此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交易型腐败和追求利润型腐败基本上消失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来自四川省法院的数据表明，投机活动的高涨时期不仅包括1950~1953 年这个时期，还包括1959~1960 年和1963~1964 年这两个时期。1950~1953 年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一时期的私营经济发展受到国家的阻碍。1959~1960 年是“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的大规模饥荒开始的时期。1963~1964 年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当时毛泽东及部分国家领导人正努力恢复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因为在这之前的20 世纪60 年代早期，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了尽快恢复国家经济并结束“大跃进”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大规模饥荒，曾经一度放松了对市场活动的控制。

　　因为四川省法院的数据把所有与投机有关的案件都汇总了在一起，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投机倒把活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三个时期内追求利润型腐败的恶劣程度。但案件数据表明，在20 世纪50 年代初，追求利润型腐败案件的涉案官员数量非常多。关于“大跃进”运动之后的一些逸闻性质的记录也表明很多官员的确在1959~1960 年和1963~1964 年这两个时期存在腐败行为。1963~1966 年的那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整肃官员的腐败行为，包括投机倒把。四川省法院的数据还表明，投机案件高涨的时期还有第四个。在1974~1978 年这个时期，投机案件从1974 年的218 件增加到了1977 年的1 258 件，增加了将近50 ％。然而，这些数据也没能准确地表明官员存在投机行为的恶劣程度，无论是在官员独立进行的还是通过与私营部门的投机者勾结进行的案件中。然而，四川省法院的数据却确凿无疑地表明，在毛泽东时代的确有很多人为了追求利润走上了腐败道路。

　　总体来看，可以公开获取的证据似乎表明，在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毛泽东时代，交易型腐败的发生频率远远低于掠夺性腐败。交易型腐败往往发生于政治与经济的交叉范围内，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国民经济全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了私营部门，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体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样一来，交易型腐败的机遇和需求也就减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结果，官员就成了腐败高发的群体，官员利用权力挪用国家资产，以便个人使用和控制。在毛泽东时代，贿赂案件的数量也大幅下降，因为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除了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体，而这一群体原本是主要的行贿群体。

　　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对腐败性质变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官方发布的系统数据与中国国内外的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数据都能体现出这一点。在改革早期，贪污在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总量中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见图5–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重相对下降，1979~1980 年，这一比重大致为70%，1991~1992 年，下降到了大约40% 。相比之下，贿赂案件在这一时期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总量中所占比重则呈上升趋势，1979~1980 年的比重大约为10% ，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增长到了25% 左右，然后到了2006~2007 年，则增长到了40% 以上。从法律角度来讲，以挪用公款、追求利润的形式出现的腐败在1988 年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便到了1988 年，利用公款非法放贷的行为仍然被纳入贪污罪名的范畴。1988 年，为了打击官员非法放贷，中国对相关的法律文件进行了修订，对挪用公款罪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将其列为一项独立的罪名。到1991 年，挪用公款案件在经济犯罪案件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了25% ，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这个比重达到了30% 到40% 。

　　此后，到了2002 年，这一比重跌至不足25% ，到2005~2006 年跌至20% 。不过，挪用公款案件所占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贿赂案件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导致的结果。因此，从1988 年开始，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类型要么是交易型腐败（贪污），要么是追求利润型腐败（挪用公款）。虽然这些数据无法帮助我们准确地测量这些交易型腐败涉及的勒索成分，也无法测量在多大程度上是私人为了避免官方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而被迫行贿的，但这些数据却清楚地表明，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腐败是发生在政治权力与经济的交叉范围内。事实上，在挪用公款案件中，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与追求利润的人频繁勾结。

　　?研究了4 040 起高曝光腐败案件之后得出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一幅略微不同但也不矛盾的腐败图景。由于一名罪犯可能被同时指控多项罪名，所以这个数据库总共涉及了5 175 项罪名，其中，在3 677 件案件中官员第一次从事腐败行为的年份可以确定。根据这些数据，贿赂在改革开放前似乎更加常见，在1978 年以前的罪名中，有1/5 都涉及贿赂（见表5–2）。

　　但总体数据表明，贿赂案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开展而日益普遍的，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贿赂罪在所有罪名中所占比重将近60% 。与此同时，贪污和盗窃公款罪在改革开放前占据了将近50 ％的比重，但近年来这个比重则下降到了1/4 。在高曝光腐败案件中，挪用公款罪曝光的频率较低，这可能是因为西方记者未能完全理解盗用公款罪和挪用公款罪之间的区别，因此，把挪用公款罪报道成了盗窃公款罪。此外，这些数据还显示在改革开放早期投机倒把罪发生的频率较高。在改革前，投机倒把罪占所有罪名的1/5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中，投机倒把罪占所有罪名的1/10 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官员利用较低的计划内价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初，价格双轨制基本消失了之后，投机倒把罪的发生频率降低到了几乎可以忽略的水平。

　　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化，原有的计划经济日益衰弱，新生的准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公司化和市场化改革深入开展。在国有经济体制之外，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体再次实现了崛起，结果却导致贿赂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更为准确地说，交易型腐败的数量大幅上升。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逐步控制了国民经济，消除了私营部门和腐败的需求方，导致交易型腐败几乎已经消失。但贿赂很有可能从未彻底消失。虽然大规模贿赂消失了，小规模贿赂却仍然存在，因为物资紧缺的情况日益严重，助长了利用个人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实际上，改革再次创造了贿赂的需求方，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商人等群体在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利用赠送现金和礼品等方式影响官员的决策。

本文摘自《双重悖论》

　　“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名研究腐败问题15年的外国专家，魏德安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作者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