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3）

　　指数型会计单位和新金融秩序

　　自然形成的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传统没有进行指数化的挂钩，在我们想要推出较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时会遭遇极大的挫折。如果在面向公众定义大量商品数额时不得不以货币计算，那我们就一直都要和这种单位与生俱来的不一致性进行斗争。在不具备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不会下决心尝试有重大区别的新制度。我们担心在对经济制度做出重大变革时，由于计量单位变幻不定，很有可能引发重大风险，所以我们选择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一个能够方便地计量真实价值的单位会鼓励人们以真实价值为基础拟定各类协议，而不会以某种由政治家决定价值的单位做基础。这样的协议条款更合理，使其在法律上更精准，协议约定的是签约人应得的真实福利，而不是某种片面的货币数额。

　　人们当然有能力为拟定自己需要的协议创设不同类型的计量单位。经过仔细构建，具备类似现金这样的通货，并且已经为人们广泛接纳的计量单位会有一些必然的优势。工程师们都认可世界各地所有工程师都在使用的公制体系的重要性；物理教科书都会把基础计量单位列示在书的内封上；生物学家都认可林奈物种定名法，并且根据我们在基因研究中获得的新知识不断修正这个体系，以使其具备更广泛的包容性。所有这些例子都能说明计量和定名的重要性。

　　即便对于美国这样低通胀的国家而言，采用某种形式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确保自己的国家会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必须在风险爆发之前建设好风险管理的机制，所以不能等到通胀恶化之后再开发指数型会计单位，那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设计，让人们利用指数型会计单位，以通胀以外的因素为基础，对物价做出便捷的调整。

　　我们必须把采用指数型会计单位体系变成整个经济体系的一个永久特征，要得到立法和监管权威的认可，要与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放在显眼的位置供人们使用。

　　建立信任

　　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壁垒之一或许是人们对政府编制的指数没有信心。1996年，我在美国（低通胀国家）和土耳其（高通胀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随机人群的调查证实了这种不信任感的存在。我设计的问卷中有一项，问受访者对下列描述的赞同程度：

　　“不信任根据通胀指数拟定的协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里的某些人可能在通胀率上弄虚作假，从而达到占老百姓便宜的目的。”

　　完全同意（美国21%，土耳其18%）

　　部分同意（美国24%，土耳其43%）

　　中立或无看法（美国16%，土耳其4%）

　　不完全同意（美国27%，土耳其21%）

　　完全不同意（美国13%，土耳其13%）

　　或许有的读者很吃惊，两个受访国家都有那么多人认为政府有可能在通胀率上弄虚作假，但他们的这种质疑是有依据的。如果美国或土耳其不曾出现过这种操纵通胀数据的事情，肯定也能在别的国家找到证据。

　　1983年，澳大利亚就出现过一次技术性调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事件，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和工会组织之间签订了一份名为“一号协定”的文件。工会获得了自己一直诉求的医疗保障，而作为交换，他们默认了澳大利亚政府通过降低消费者物价指数改变征税额度，从而使得政府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法案的条款对工人工资的保护力。很明显，工会接受这种实际薪酬的降低主要是因为降低的成分被隐藏在一件外衣之下，所以说也不是工会自己犯的错误。只要人们还会达成这种政治交易，只要公众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精确性漠不关心，那么这种风险就一直存在。

　　费尔南多·科洛尔政府1990年开始执掌巴西政权，政府上台后武断地改变了物价指数，并且强制要求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协议都采用新的物价指数：这使得其国内的通胀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了。公众从这个事例中掌握了经验，后来拟定的指数挂钩型协议都明文约定到底采用哪个物价指数。巴西国内有多个可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不同团体分别编制的，比如巴西国家统计局、圣保罗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盖图罗·瓦格斯基金会。指数来源的多样性使得巴西社会的指数编制工作具有了更高的合法性。

　　参与统计工作的社会成分越多，其结果的权威性越强。与政府统计数字形成直接竞争关系的私营企业能够帮助人们树立对本国的指数型会计单位的信心。采用经济指数为基础拟定的协议越多，私营企业编制此类指数的动力越强。经济运行的电子化程度越高，我们拥有的数据库越多，私营领域的研究团体编制不同指数的工作就越简便。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先例

　　1911年，欧文·费雪（在回顾西蒙·纽科姆1879年首先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型货币——补偿元，这种货币的黄金含量会进行常态调整，以保证其购买力的恒定。以他的创新而言，指数型会计单位不仅是交易媒介，而且是会计单位。

　　费雪的发明在当时曾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如今已经被遗忘殆尽。他的发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就是说，一旦美元的黄金含量的变动（哪怕是部分变动）成为人们可以预测的知识，那么黄金和美元的投机商就可以从这种变动中套利，最终导致整个体系崩溃。到20世纪20年代，他就已经明白了，在任何国家推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推出补偿元，所以政府更不可能采用这种单位。政府反而更可能接纳指数型会计单位，因为推出补偿元的第一步是要改变一个国家使用的基础货币，而推出指数型会计单位的第一步只是宣布一个可供选择的新型计量单位，相比之下，后者简单得多。

　　在某些物品的定价上先开始尝试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并不算激进的改革，因为拉美几个国家都已经在实际使用这种单位了，为部分物品定价而创设的指数型会计单位可能最后会演变成可供绝大多数物品定价使用的单位。此外，仅以费雪的创新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计算机和电子化通信迅速普及的年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他提议的那种指数型货币了。这类货币正逐步被不同形式的电子货币取代，所有这些电子货币都能够根据指数型会计单位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化。

　　延伸发展单位的概念

　　理想状态下，指数型会计单位应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代表着不同的真实价值概念。其类型越多，人们在定义支付条款时的选择越多。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活动局限于购买力永久恒定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上。假设你是一家企业的经理，正在筹划招聘一位长期雇员，并且我们具备了一种被称为“通用时长”的指数型会计单位，这种单位代表了你的企业所在地区雇员的常见薪酬水平，它不是一种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是根据已发布的工资指数计算得出的实际市场工资水平指数（或许包含一定的故意调低的成分，我们将在下面继续分析）。假设你愿意向这位拟聘用的员工支付每小时3通用时长的薪酬，那么如果目前每小时工资指数为5.25美元，那么1通用时长也就是5.25美元，他的薪酬就是每小时15.75美元。当工资指数上涨到每小时5.50美元时，你就要支付给他每小时16.50美元。你总是可以改变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数额，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花力气保证自己员工的薪酬水平和其他同类人员的薪酬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以通用时长计算工资之后，雇主不用每年都根据通胀或其他经济变动重新规划薪酬体系。这既可以避免调整工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也能改善雇佣双方的关系。

　　目前，个人薪酬与房租一样呈现锯齿状排布，在前后两次薪酬调整期间呈现下跌态势，然后在实际调整时点出现暴涨，随后又出现下跌。我们一生当中都在不断重复经历这种波动，但是我们建立制度的初衷并不是期望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使用通用时长为薪酬单位，将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其他形式的会计单位。比如老龄篮子，一个与篮子类似的单位，只不过这个单位使用的市场篮子中包含的是老年人消费的物品。如果说通用时长代表的是无差别劳动力一个小时的薪酬水平，专业时长就应该代表按专业区分的劳动力一个小时的薪酬水平。这些单位的名字都很简单，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其背后的简洁的概念，人们应该能够简便地使用它。

　　除了通用时长和专业时长，我们还应该编制劳动生产率指数或边际产量指数。有的受雇者更愿意以生产效率界定自己的薪酬，而不愿意按照时长界定薪酬。因此，当一个经济体中的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时，他们的薪酬也会随之增加，并非只有在劳动力市场认可他们的生产效率时才做出改变。

　　我们甚至可以创设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稳定比例关系的单位，甚至是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保持稳定比例的单位。使用此类单位界定支付条款，所付出的额度与全世界的经济资源都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与理论金融学所讲的终极“市场化投资组合”的效果如出一辙。

　　在刚开始设计指数型会计单位时，最好同时开发一系列备选的同类单位。让公众接受多种可选的单位并不比让他们接受唯一的单位困难，当然，这种接受的前提是这些单位都作为第一批创新同时推出，并且通过公开发布，使公众认识到这一系列的单位在计算物价、衡量工资或者支付还款等方面的功能是平等的。我们在界定这些单位时，必须将其开发成一种与公制度量衡同样的体系，使其能服务于多种不同的目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地方的人同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但是（在目前已经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国家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时使用两个会计单位，即原有货币和指数型会计单位。我们能够不断降低货币的会计单位功能，用其他形式的单位逐渐取代它，或许以后可能实现同时使用至少两个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局面。

　　调低通用时长

　　前文介绍的通用时长这个会计单位（还有生产力会计单位）如果在设计之初就故意调低其数值和变动频率，那么其作用会发挥得更好。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心理影响的考虑，和人们的嫉妒、攀比、颜面都紧密相关。通用时长的数值最好和我们现在常用的法定最低薪酬类似，也就是说低到一个只有刚刚获得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才可能低于这个水平的数值，这样的话，其他所有工作的人只要付出了一个小时的劳动，就会获得高于1个通用时长单位的收入。尽管这个指数本身反映的是多工种工人的收入水平，但在把工人收入平均值变成指数时，我们应该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因此指数的值就低于几乎所有的真实工资。以这样一个故意调低的通用时长计算工资，就不会出现有人的实际工资低于1个单位，也就不会让他们丢面子。这种心理上的战术也是十分重要的。

　　通用时长的增长率在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对比时，也应该故意调低。平均收入指数每年的增长率应该比实际工资增长率人为降低3个百分点。这样一来，雇主可以在名义上以3%的年化增长率按月提高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这样做并不会改变雇员工资相对于市场的应有水平。人们会看到自己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有一定增长，虽然不是实际增长，但至少名义上有所提高。

　　如果以这种方式定义通用时长，那么其代表的是，最普通的工作时长内，绝大多数人（同样不提高自己技能或从业资格的人）的劳动收入指数。把工资定义为通用时长的倍数就意味着劳动者之间按所获得的倍数形成了可攀比的不同群体，这有助于劳动者保持相对的自尊；就算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增长率只不过让他们维持一个平均线上下的工资水平，大多数人还是会获得比普通工资更多的收入，增速也会相对较快。对薪酬的这种思维框架重塑让劳动者觉得雇主的行为比较人性化，也使得同一雇主手下不太成功的劳动者能够保留颜面。

　　故意调低通用时长的变化速率还有助于解决我们目前经常能够观察到的工资下行僵化的问题。人们很难接受在自己工作职位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被降薪，但其实通胀每时每刻都在侵蚀他们工资的实际价值，这一情况却是被人们所忽视的。很显然，人们对以美元计算的工资有一种不理智的依赖感，人们普遍认为被调低以美元计算的薪酬是一种对个人的侮辱，所以即便员工的产值已经不如从前，雇主也不愿降薪。大多数降薪的案例都出现在管理者要采取严肃纪律行动时，比如要向某些员工表达强烈甚至愤怒的情绪时才会采取此类行动，或者当企业濒临破产时，管理者也可以谋求员工们的谅解而达成降薪的一致意见。只要以货币计算的工资数额不下降，员工们对因通胀而损失的实际工资价值是不太在意的。

　　雇员的生产效率下降时，向其发放同样数额的薪酬就不太合理了，但是又不能降低他们的薪酬，那么雇主最自然的选择就是裁员。社会之所以要强制规定退休年龄，就是因为老年人生产效率下降，但是又不便于让其在承担同样工作时降低其薪酬水平。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胀程度都比较低，货币幻觉无法掩盖工资购买力的降低，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更严重。

　　如果以通用时长计算薪酬的劳动者的收入不增长，那么他们最终会不会认为被通用时长掩盖的实际收入下降是一种精心编造的骗局？会不会因此导致通用时长带来的心理攀比方面的优势从此丧失？我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不会全盘失败。当然，如果篮子和通用时长两个单位同时投入使用，那么人们肯定会注意到自己的收入换算成篮子的数值是下降的。但是这种认识与现在人们对收入增长无法跟上通胀增长的认识是一样的，人们对收入购买力的下降不太关心，反而更多地关注以货币计算的收入下降的数额。那些完全意识到个人收入购买力在下降的劳动者或许会默认这种不是“当面”白纸黑字降薪的方式。

　　通过改变会计单位促成经济转型

　　我在本章中论证了采用某些形式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它可能会减少目前存在的不可预见的通胀给个人造成的随机性冲击。如果有智利以外的国家也大规模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那么其工资和主要物价都能以相应的指数型单位计算，这可以减少因薪酬僵化而导致的裁员或提前退休的情况，减少因商业活动波动而导致的失业率的波动，并且能让人们分摊收入的风险。拉美国家对指数型会计单位的使用已经取得了成功，这足以成为其他国家采用类似单位的实证。或许未来采用类似单位时还需要考虑在本章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就是创设多种类型的单位，并且故意调低收入单位的增长率。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以某种指数型会计单位重新定义税收体制的方式，比较便捷地形成本国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体系。智利就是以发展单位做出了这些改革，所以最终这种单位在民众当中扎根并沿用下来。该措施所能达到的效果不仅提高了民众对新单位的熟悉和接受程度。如果整个税收体制都以篮子重新计算，那么我们就能超越目前这种零敲碎打的指数型阶段，也就是超越以零散的指数型补丁修正税制上的小问题的模式。现有的模式使税收体制变得过于复杂，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的指数。

　　我们还应该超越智利对这种单位的应用，我们已经有能力且应该把指数型会计单位与电子支付系统整合，让大家刷卡时可以按照不同单位扣款，这样做也会使这些单位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最终，这些形式多样的单位可能演变成我们经济体系和日常话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当以上所有倡议都变成现实之后，指数型会计单位就可以被用于促进风险管理方面的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产品的设计者们不再受货币定义的局限，能够自由选择计量单位，也就能够创造出更多样化的新产品。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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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该书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