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2）

　　货币幻觉

　　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的购买力会发生变化，这种理解上的障碍也是促使我们开发指数型会计单位的重要动机之一。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编制指数这个工作，也很少会按照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样的指数进行支付，只有极少数极端情况下会有例外。即便在通胀发展到中等或严重程度时，大多数人也不会购买通胀指数挂钩型债券，不会借用指数型的抵押贷款，不会同意按照指数支付离婚赡养费或幼童抚养费，甚至不会索取指数挂钩型租赁合同或薪酬合同。许多物品或工资的价格在数月或数年内都有可能保持固定的货币数额，在经济波动的年代，这种死板的机制有可能在社会财富再分配领域制造非常不幸的结果。从许多方面考虑，这种僵化的机制也容易加剧商业活动的动荡。

　　西蒙·纽科姆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航天员，他的主要成就是为衡量宇航员的素质建立了一套标准，他后来曾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使用的价值计算标准上，并于1879年写道：

　　不管这个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从小时候开始就习惯了用美元或其他货币测算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仿佛这些定价工具都是真正的价值单位一样……即便人们明白了价值变动的主体是被测算的商品，而不是用来计价的美元，此前的这种错误观念还是很自然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需要花很长时间、进行很多思维锻炼才能消除其影响。实际上，我都质疑，哪怕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也很难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把人们只关注以金钱界定的价值而不关注根据通胀情况调整后的实际价值的现象称为“货币幻觉”。

　　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编制指数消除货币幻觉，也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开发出一些公式，并以通胀指数为基础调整所有的物价和工资。例如，一份租房协议就可以指定一个计算房租的公式，同时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和通胀指数，按月调整房租金额。对于数学比较好的人来说，这样做很简单。但从对人们思维框架的影响上来看，完全不是一回事。每个月承诺支付固定数额的篮子与每个月按照数学公式计算应支付的货币数额，对人们的心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篮子这个单位的通用性是任何公式都不具备的。对篮子价值的重新界定必然能够消除人们的货币幻觉。

　　以篮子计房租的好处并不总是在于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承诺方式。除非你已经与人签订了长期性的、以篮子计价的固定额度租房协议，否则你随时都能变更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以篮子计价而不以货币计价的好处是，你能够从协议签订中获取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框架，在新的思维框架下，你获得的优势就是不必再根据通胀程度调整租金；这笔钱会自动调整。你或许在以后多年中都能把房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发展单位数额上。

　　相比之下，按照目前智利以外所有国家通行的方案和实际操作，一段时期内向租客收取的、根据真实通胀情况调整后的房租（即房租等额资金的实际购买力）呈现一种锯齿状的排布。因为从实际操作和情感反应上来说，房东和租客都很难对房租做出任何改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都在一年以上，房租都会保持在一个固定的货币数额上，直到房东下定决心弥补因通胀而损失的房租时，这个数额才会突然猛涨。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胀都会以相对平稳的速度发展，房租的调整也只会时不时地出现，房租的实际价值就追随通胀的走势呈现锯齿状的排布，在前后两次房租调整之间都会逐步下跌，然后在最新一次调整时猛涨，随后又出现下跌。这种体系在房东与租客之间造成了偶发性的冲突，同时也造成了实际房租的无规律排布。

　　我们现有的体系是允许我们使用指数的，而且有时我们也确实编制相应的指数，但普通民众仍然对指数的概念非常陌生。公众难以接受指数的原因很多，大多数人并没能深入理解未来通胀的潜在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不会关注不可预期的通胀造成的收入再分配的不平等。绝大多数人都惧怕在协议中加入数学公式（也就是使用指数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天然地以货币作为思考的基本单位，仿佛货币就是价值的最终度量工具。

　　我最近在波士顿的地铁车厢里看见一块已经被擦得发亮的铜牌，上面用镀釉的红黑亮色字写着：“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章第43A节之规定，违者处以10天以下拘禁或50美元以下罚款或二者并罚。”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两种处罚会被视为同样严厉的惩处，仅以个人标准而言，10天拘禁远比50美元罚款要严重得多。我想，如果在设计之初这两种惩戒的严厉程度对等的话，那么当时制定规则的人对一天薪酬的估值是5美元，但是法律规定的最低薪酬是每小时5.15美元。后来我意识到，这些规定都是很早之前就定下的，当时10天的工资差不多就是50美元。最后我查清楚了，这些规定是1968年开始执行的，当时的工资和物价还不到现在1/5的水平。立法者在当时就没有把罚款与通胀挂钩——他们当然不会那么做。铁路运营单位肯定不会在车厢的告示牌上写，现在的罚款是50美元乘以现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再除以1968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人会真正执行这种方案，同样其他上百万个地方也不会采取类似的方案。

　　由于不能编制并利用指数，导致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恶果，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以货币定价的储蓄工具。长期以来，债券都一直被宣扬为“安全的”投资，是那些厌恶风险的人在股市之外最理想的选择。但是，经过近20多年的研究，杰里米·西格尔发现，1802~2001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股市投资才是真实意义上更安全的投资。但时至今日，货币幻觉使得大多数人觉得，如果普通债券能够一直持有到期，那么其根本没有风险。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通胀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曾有一年美国的通胀达到了15%，而就在这些年份里，货币幻觉的不幸后果集中体现出来。作为高通胀的折射，1981年美国部分抵押贷款的年化利率涨到了20%的水平。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通胀调整之后，按照固定利率偿还的抵押贷款在一开始时的实际还款额会异常高。传统的固定利率型抵押贷款在贷款存续期内都要求贷款人持续还款，还款额以货币计价。一旦物价长期保持每年15%的增幅，那么10年之后就会变成现在的4倍，一个30年期的抵押贷款整个存续期满时就会增长66倍，这也意味着抵押贷款在最初开始还款时额度较高，而随着存续期的缩短，还款的实际价值会大幅降低。

　　因此1981年人们很难买房，因为最初的抵押贷款还款额异常高，差不多等于房价的20%。如果一个人现在掏不出钱支付前期费用，那么日后还款额再低也无济于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把整个抵押贷款都与通胀挂钩，要么就让住房所有者以货币计价的还款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样的话其还款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能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这种另类的抵押贷款形式并没有被公众广泛接受，其中部分原因是有些所谓的金融专家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消费者顾问杂志《消费者报告》上宣扬，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签订有可能使其负债程度增加的抵押贷款协议，他们所指的负债增加其实是以货币计算的，人们根据实际通胀情况调整后的债务总量是会持续减少的。

　　很明显，货币幻觉也影响了这些所谓的专家。1981年，由于抵押贷款存在重大缺陷，所以许多城市住房价格相对较低。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快速的房价上涨，这其实就是全球通胀减退的效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解决了抵押贷款融资难的问题。

　　美国政府第一次发行指数型政府债券是1997年，当时他们面临着对公众进行投资者教育的一场艰难的战斗，因为公众都很难理解指数的含义。《消费者报告》聘请的专家们再一次建议人们不要购买美国的指数型债券。时至今日，通胀指数挂钩型债券仅占到美国公开付息债务的2%，美国的私营企业还从来没有发行过指数型债券。

　　1997年发行这种债券时，美国政府决定仅将债务本金与正向发展挂钩：通胀可以导致本金的增加，但是通缩不会导致本金的减少。或许这种决策反映了政府对货币幻觉的充分认识：即便在真实回报为固定值的前提下，人们还是不愿意参与那种在有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自己“损失金钱”的金融方案。因此，美国的指数型债券无法成为私营企业效仿的榜样，因为它们无法保证发行人在通缩时的权益。进一步来讲，税收体制也没有和通胀指数挂钩，所以一旦通胀加剧，债券持有人的通胀收益也会大幅增加，他们也要因此缴纳更多的税款，所以单纯把债券与通胀指数挂钩并不能有效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思维框架的重塑，让人们真正接受指数型会计单位作为基础经济计量单位，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成功

　　即便没有以发展单位为基础的纸币或硬币，智利人民还是把发展单位或多或少地看作一种货币。报纸上刊登的出售或出租公寓的广告都以发展单位标注价格，根本不用换算成比索。

　　说人们把发展单位看作货币的例证还有，许多以发展单位标注的价格通常都以9结尾，而不是以1结尾——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货币标价的情况一样。比如，使用1.99美元标价的情况远远多于2.01美元，商家这样标价的原因就是顾客觉得前一种标价便宜得多，也更愿意购买。发展单位呈现出与货币类似的特征，说明那些以发展单位定价的人知道自己的客户也在心里用发展单位定价，消费者不会自动把发展单位换算成比索。

　　智利的发展单位创始于1967年，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智利税收体制明确了发展单位的相关计税方式之后，这种单位才得以广泛使用。现在，智利全国都在使用这种单位。2000年，世界银行首次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了以智利发展单位定价的债券。这只名为Euronote的5年期550亿比索（约1.05亿美元）的债券，将按照发展单位的汇率以比索偿还款项。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新闻公告，购买该债券的投资者中75%是智利本地人，其余的投资者来自欧洲和美国。

　　已经有五个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乌拉圭）开始效仿智利，准备创设本国的指数型会计单位。在乌拉圭，政府使用的是薪酬指数，而不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巴西推出的“实际价值单位”也是一种指数型会计单位，但是现在已经停用。作为参照智利创新而做的努力，哥伦比亚创设了“恒常购买力单位”，厄瓜多尔创设了“恒常价值单位”，墨西哥创设了“投资单位”，而乌拉圭创设了“可调整单位”。在委内瑞拉，人们对房租的标价通常是以“最低工资”为单位。但在上述任何一个国家，指数型会计单位的使用都没有达到智利的水平。

　　令人好奇的是，指数型会计单位这个理念的传播似乎受地域的局限，并没有超出拉丁美洲的范围。乌克兰使用的“传统单位”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美元。

　　1979年创设的“欧洲货币单位”或许也能被称为一种指数型会计单位，但是它并不是受发展单位的启发才出现的。欧洲货币单位在设计之初就是欧洲多种货币的一篮子总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指数，也是一种与任何单一货币没有必然联系的会计单位。它无法保障购买力，但是却实现了重要的通胀风险管理功能。后来也出现了欧洲货币单位债券的市场，人们购买这种债券的动机之一就是分散风险，也就是管理单一货币购买力不稳定的风险。最终，当欧洲各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各欧洲货币之间的汇率被固定下来，欧洲货币单位也就失去了作为分摊风险的工具而存在的经济基础。最终这个单位被一种传统货币欧元所取代，这个转型过程在2002年完成。

　　勇于面对通胀风险的挑战

　　我在本书中倡议拉丁美洲以外的国家采用指数型会计单位。这并不需要政府胁迫人民接受重大改变，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首先是对新的单位进行明确定义，其次是立法确认新单位作为法定计价工具，再次是保证以新单位拟定的协议能够得到遵守，最后是维持新单位与本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对于政府而言，这几件事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它却能够预防通货膨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强大冲击。

　　当我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倡议时，最常见的反馈是，与其创设指数型会计单位，不如由政府直接采取措施保证现有货币的恒定购买力，从而使得指数型会计单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如果放在任何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范围内考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维持货币的恒定购买力。

　　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有人说通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在罗杰·布托的专著《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The Death of Inflontion）中，他描述了一个通胀永远不会失控的世界，实际上他的论述并具有说服力，现实中也没有其他人提出过站得住脚的论证。

　　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允许通胀以不同的程度存在。年度通胀率哪怕只发生极微小的变动，长期积累也会形成巨大变化。我们已经对1%~3%的通胀率习以为常了，甚至认为这种幅度的通胀代表着经济走势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中，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但是每年1%的通胀，经过30年（选择30年是因为它恰好等于大多数退休人员消费自己终生积蓄的时长）之后就意味着货币实际价值下跌26%，而每年3%的通胀在经过30年积累之后，就会换算成货币实际价值59%的下跌。对于收入或财产未能与通胀挂钩的人而言，这些差异代表着其未来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

　　此外，也没有哪家央行能够保证把通胀率限定在这个范围内，他们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促成更严重的通胀。最近一段时间，有多个国家在采取措施，保障本国央行的独立性，使其不会受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许多人以此为依据，声称通胀将在未来得到控制，但实际上运作央行的人都是自然人，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仍然会间接地受到政治压力。独立的央行并不能成为高通胀的天然屏障；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央行就是独立的，这一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比如亚瑟·伯恩斯）就大力宣扬央行致力于维持物价的稳定，而现实当中，同一时期美国境内的通货膨胀以两位数的速度攀升。历史上，在许多迥异的场景下都出现过高通胀的局面，任何以为通胀不会再次出现的想法都是痴人说梦。过去的一系列失败应该让人们懂得不能如此盲目乐观。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运作央行的人都是由政治家们任命的，他们完全可能通过制造通胀达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目的，也会借机调整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他们的行为循序渐进且悄无声息，并且会经历较长的时间，那些遭受真正价值折损的人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合法的途径夺回因通胀而损失的财富。这是央行具备的一种权力，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诱惑，因此也非常难以控制。

　　如果能以更合理的单位拟定协议或制定商品价格，那么情况一定会比把维持货币稳定性的任务交给政治家好得多。转换到篮子这样的单位上，甚至可能减少通胀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的次数，因为它使得物价水平去政治化，并且削弱了货币管理机关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财富的能力。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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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该书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