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荣融卸任看国进民退(2)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集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常识，比如自由竞争，比如权力多元，比如企业私有制度。我们所要做的，应该不是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常识，尊重历史。

　　    在这样的经济学意义上，我固执地认为，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国退民进”可能就是一种优美的想象。事实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经济领域，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史。站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我们必须很遗憾地指出，今天李荣融先生卸任的确能赢来大面积叫好，但长期来看，也许勤勉有加的李先生，日后不得不背上一些骂名。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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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