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荣融卸任看国进民退(2)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集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常识,比如自由竞争,比如权力多元,比如企业私有制度。我们所要做的,应该不是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常识,尊重历史。

      在这样的经济学意义上,我固执地认为,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国退民进”可能就是一种优美的想象。事实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经济领域,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史。站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我们必须很遗憾地指出,今天李荣融先生卸任的确能赢来大面积叫好,但长期来看,也许勤勉有加的李先生,日后不得不背上一些骂名。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从李荣融卸任看国进民退(2)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