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4)

　　1720年11月，康熙五十九年，广州十三行商人聚会，在祖坛前杀鸡以血盟誓，成立公行，并共同缔结十三条行规，对行商行为进行多重规范，这些行规包括：

　　定价同盟：行商与外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行业公积：所有行商都要拨出每年利润中的2%，充做储备金，时称"公所费"。此外，在买卖古瓷时，卖者无论赢亏，都要把卖价的30%上缴给公行。

　　分享利益：无论哪一家行商与外商交易，只能承销全部货物的一半，其余则须平均分配给公行内的其他行商销售。

　　入行会费：公行内的行商，根据规模大小，分为头等行、二等行和三等行，新入行者要交纳1 000两白银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为三等行。

　　这些行规有"对外一致行动"、"对内垄断利益"的双重特色，在一开始，它遭到了外商的激烈对抗。就在公行成立的第二年，英商"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广州港，船长拒绝接受公行行规，两广总督居中调解，十三行商人不得不作出妥协，让其他商人也参与了茶叶生意。1725年，英商在一封信中还说："我们希望他们不再试图恢复（公行），假如他们已经恢复或一定要这样做，而你们又适在该地，你们必须尽力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反对。"

　　尽管如此，十三行商人似乎在对抗中渐渐占到了上风。在公行成立的8年之后，1728年（雍正六年），政府依照扬州盐商的"首总"模式，制订了商总制度。所谓"商总"者，由十三行商人共同举荐，经粤海关监督批准，负责统领各行商对外贸易，评定货价，解决纠纷。

　　公行、商总制度的形成，让十三行商人日渐成为一个组织严密、行为划一的垄断型商帮。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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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