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走到尽头的变法(2)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那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地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6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1 000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羊，不过，与前辈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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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