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节：权贵经济的巅峰(3)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史称"张居正变法"。而在家庭理财上，张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敛财高手，他喜欢享乐，日常生活奢靡，颇有管仲遗风，在他去世之后，万历查抄张家，得黄金１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也是颇为富足的。
庞大的宗室集团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据明史学者田培栋的计算，朱元璋开国之初，朱姓宗室加在一起不过58个人，到了万历年间，就繁衍到了20万人，明末达到30万人，这些人如果每年平均花费100两白银，30万人就是3 000万两，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明史》中便记载，在嘉靖年间，宗室一年从国库中支取的大米为853万石，相当于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比军粮（800万石）还多，嘉靖名臣俞大猷就直接把宗室与北方兵虏、黄河水患并列为"国之三大害"。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的这段文字其实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