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之路为何没走通之二

　　【一个领导力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每每误以为专业知识可代替领导才华，让专家挂帅，而不是让有领导才能的人挂帅；而挂帅的专家，又往往误以为只要能作出实效，就无须与团队成员再费口舌进行交流。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然选用具有人际关系协调才能的人来主持项目，以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和协作。】

写完上一篇有关王安石、宋神宗的讨论，总觉得意犹未尽。过了一个周末，前思后想，决定从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再来谈谈这位“拗相公”以及他与神宗的关系。

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所谓“青苗法”。即青黄不接时节，由政府放贷，帮助农民维持生产、生计；到收获以后，由农户偿还贷款，以避免期间私人放贷者的高利盘剥以及由于害怕这种盘剥，农民自己对生产规模、生产投入的减少。这是一条颇现代的思路，所以有人评价王安石说：“王安石离现代人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在评论变法（尤其是青苗法）的时候，也一直有两种意见在争论。一派说是王安石的思路（这确实是他的专利）非常超前，是试图将小农经济（或农村众多分散的家庭经济体）与国家主导下的金融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这只能说是想象力过于膨胀，超出时代上千年。

另一派说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邪乎。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农产品市场，以期保障供给、稳定社会，自战国就已有之，只不过古典方法并未涉及金融。

到宋代，市场发达，商法齐备，政府财政收入已三分之二来自农业以外。变法之前，知识界已出现新经济思想，如李觏（注1）“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主张，被胡适认为实为后来变法的理论先导。李的弟子，也确有在变法中扮演重要角色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地方行政长官，包括王本人，已试行过类似金融手段，有所收效。要不然他也不会胸有成竹，对此法极力维护。

还有史家提醒人们，王来自较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因而对他来说切实可行的策略，对来自北方贫困地区的乡绅子弟（如司马光等）来说，恐怕听起来匪夷所思，难以理解。（注2）

可以想象：王安石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儒者。在相当程度上，他是宋朝新兴市场经济在儒者中的一个代表，兼有传统儒者和新型财政专家的特点。他的建议发动的改革，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未来指向的一次财政创新，而不仅仅是旨在应付当前的临时措施。

要创新，就必然与现实拉开距离。王安石以“人言不足畏”表达对反对派之不屑也是势在难免，不足为奇——他完全有理由瞧不起那些只会议论问题、但找不到解决方案的人。因为从知识层次上和精神境界上，他的确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境界。

这又折射出宋神宗的问题——作为变法发动者和王安石事实上的政治搭档，这位1000年前的皇帝却并没有研究过怎样与一位专家类型（尤其是兼有接近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和传统士大夫的孤傲禀赋）的人共同工作。

别说是1000年前的皇帝，根据当代管理理论，就是当今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很多企业的领导人，都不知道怎样任用专家，完成变革。管理学家发现，很多创新项目，都是说得很好，做得一般，收效最差。一个领导力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每每误以为专业知识可代替领导才华，让专家挂帅，而不是让有领导才能的人挂帅；而挂帅的专家，又往往误以为只要能作出实效，就无须与团队成员再费口舌进行交流。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然选用具有人际关系协调才能的人来主持项目，以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和协作。

关系管理是领导力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既然我们的重点是领导力而不是个别领导人，既然一个组织的领导力的运行不可能仅靠某个人而只能是靠一个集体（至少是一对拍档），既然不是一个人，它就必然会产生交流和辩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正如组织行为学家玛格丽特R26;惠特利（Margaret Wheatley）所说：一个组织中真正的权力和能量都是通过关系所产生的。它的关系格局以及形成这种关系格局的能力要远比任务、职能、角色和职务更重要。

专家自然可贵，但在团队之中，业务专家的职能，却主要在于提出想法、提供咨询。叫外行领导内行当然是一个笑话，叫单科内行负责全面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为了促成合力、统筹全局起见，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专家、保护改革，却不一定非要赋予专家那么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专家只有一人的情况下，更不宜让他处理大量行政业务。因为一来这些业务本不是他的长项（如人事管理就明显不是王安石的长项），二来让他处理这些琐碎业务也是对他才能的一种浪费。

其实，当时的儒者，除了文人气盛，加上个人名利的考虑之外，之间的分歧，并非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作为宋朝董事长加CEO的宋神宗，以及作为董事会的赵宋皇室（首先他们自己就没有做到齐心），完全应该通过说服、妥协甚至赎买（贿赂士大夫是赵宋?看家本领，曾有先例）让更多的士大夫精英参加到变法过程中来。

与此同时，与其给王安石一个宰相当，还真不如给作为财政专家的他安排一个更合适的工作环境，去埋头落实和完善一两项最重要的新法。假使此人性格太“拗”，做个独立咨询人士专门从事调研也未尝不可。

宋朝实行的事实上一人宰相制本来就不便于决策时集思广益，再加上每次换上来一个“拗相公”（司马光也是“拗相公”，高太后也未尝不是“拗太后”），不加协调，不加制衡，实为南宋以后权相一蟹不如一蟹的情况打开了通道。（注3）

在一个无人协调、自己也无力协调的政坛上主持工作，王安石从事变法的经历，尽管也包括与宋神宗的“君臣遇合”，对他来说并不愉快——官场倾轧，家庭悲剧，直至人到晚年，身负骂名。不知他是否也预感到，他身后的朝政反复将开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先例，那就是让改革和改革者为国家的管理失败承担罪责——似乎假使不改革国家就能过得更好。

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安石内心总是向往江南——那是他的家园，也是让他得以提高见识、实现政绩的地方。江南曾让这位青年儒者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多么难忘的江南——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注1：李觏（gòu，1009~1059 年），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抚州）人，北宋思想家、诗人。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见抚州史志网。

注2：王安石因父亲做官，出生在今江西樟树市，而非故乡抚州临川。未成年时居父任所，曾在扬州、南京读书。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三联书店，2007），1-6 页。与司马光等的对比，见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97-198 页。

注3：钱穆在总结宋朝政治的时候说：“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1993 年），76 页。

　　

本文摘自《历史是个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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