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倒闭与汰弱留强（1）

    所谓“大浪淘沙”，一场前所未见的股灾，虽然卷走了大部分盲目投资者的平生积蓄，并使香港的工商经济和股票市场受到巨大冲击，但事件同时也给一众企业带来严峻考验，看看谁是真材实料，谁是滥竽充数。另一方面，风暴所造成的破坏，也让政府明白到当时的法制，确实无法配合金融市场的急速发展。若然政府不急谋对策，完善金融法规，监察市场动态，不但股市复苏无期，整体经济发展，必然也受到拖累。由是之故，一直后知后觉的港英政府才亡羊补牢地着手研究，希望制订一套较为全面的证券法案。
    自从华利来财务投资公司在1973年6月27日传出财政困难并走上倒闭之路后，一些滥竽充数、以假乱真的企业在风暴中因“露出真章”而被股民唾弃，并遭相关机构勒令停牌。某些早期扩张过急、经营欠稳的公司，同样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环境下不是遭到吞并，便是要关门大吉。股票市场上的一场汰弱留强、你争我夺的竞赛，于焉展开。
    首家轰动社会的企业丑闻是保利工程（Paul Lee Engineering）。该家专门承接政府马路、隧道及天桥等建筑工程的公司，登记董事计有李保罗、李宪武、胡应湘、张贯天、潘惠钧、唐天燊、高儒佩和李美俐等人（《1973年香港股票投资手册》，1973）。1974年8月22日，该公司被勒令停牌，并于其后被揭发部分董事因挪用公款、营私造假，而使公司陷入困境（Interim Report of Inspectors Appoin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to the Affairs of Paul Le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1974）。事件最终导致多项工程停工或“烂尾”，并造成大量建筑工人欠薪、失业等问题（《星岛日报》，1974年8月24日及11月8日；《星岛晚报》，1974年8月28日及9月11日）。
    针对该公司“神话破灭”的情况，《星岛晚报》在1974年11月7日刊登的一则“保利股票小史”短文，便粗略地描绘了该企业高峰滑落的过程。
    保利工程公司发行股票的历史，先后还不足两年时间，由上市至停止挂牌，其过程如下： 1972年12月，保利工程公司在远东及金银两家股票市场上市，当时每股面值1元，而以2.2元由会员配售。保利之法定股本为1亿股，每股1元，实收1800万股，即1800万元。其中合和公司占百分之二十五，公开上市则为450万股。保利股票最高值为1973年3月5日，当时每股25元（即上市3个月内股价暴升25倍），最低值为今（1974）年5月8日，每股值1.60元，至本年8月22日，在股票市场停止牌。在今年8月8日保利（股票）市价为1.70元。（《星岛晚报》，1974年11月7日）
    经深入调查后，警方在1974年12月13日拘捕董事局主席李保罗及部分董事，并于1975年12月24日交由法庭审讯。到底一家前景秀丽而能承接多项大型政府工程的公司如何在一夜间走上败亡之路呢？社会大众颇感兴趣。随着警方的调查、法庭的审讯和传媒的披露，事件的真相也逐渐显现出来。从种种迹象显示，导致企业败亡的最大因素，原来正是炒卖股票（Interim Report of Inspectors Appoin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to the Affairs of Paul Le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1974）。以下让我们引述部分《星岛日报》及《星岛晚报》的专题报道，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
    报告揭露，李保罗于1972年12月与1973年1月间，以该公司名义购买总值9415670.80元股票，而其中6960000元系李保罗要求他以保利公司名义购买和记及合和的股票，其余2456000元的股票，则是李保罗通过他人买入。同时，该公司另外两名董事张贯天及唐天燊表示，对于上述投资均未有所闻，而投资亦未有获得董事局授权。（《星岛晚报》，1974年11月12日）
    报告指出，保利工程在1974年1月至11月份，业务亏损达23188854元……该公司1972年11月19日的招股章程中所称该公司及联号的实质资产净值“高估”了400万港元……发行股票净得（实收）之款项，用作购买股票，其中大部分被用作李保罗个人向银行借贷的抵押品，该款项已无法收回。李保罗将部分剩余的股票出售，但没有将所得之款项拨入公司账户，此笔款项超过600万港元。（《星岛日报》，1975年1月29日）
    ……1973年该公司宣布派发“中期息”后，因李保罗所购得之股票市值大泻，致公司陷入资金短缺困境。为挽救及掩饰保利公司面临之经济危机，（李保罗）乃安排（手下）到……永安银行……开设假存款户口……并在不需要实质资金（的情况下）存入1000万元……使保利公司在永安银行拥有上述存款之账目……借以支持该公司在1973年年报中公布的一项银行盈余资金账目。（《星岛日报》，1976年4月28日）
    很明显，由于李保罗动用公款炒卖股票，并将炒卖过程中的亏损全部拨入公司账户，因而种下了监守自盗、作假舞弊的恶果。当事件恶化时，李氏又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希望避人耳目、欺骗股东的举动，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星岛日报》所说，由于李保罗“发财有心、经营无术”，才会将企业弄致亏损连连、负债累累（《星岛日报》，1975年1月29日），最后（1975年2月4日）甚至落得破产结业的下场。
    保利工程清盘1年半后，整件丑闻案才全部审结，公司主席李保罗、董事潘惠钧及会计主任游来煊等被判罪名成立，其他相关人士如胡应湘、李宪武、唐天燊、张贯天及郭志匡等则无罪释放。由于首被告李保罗为主犯，被重判入狱4年半，至于第二及第三被告，则因案情较轻而只被判刑18个月（《星岛晚报》，1976年6月14日；《星岛日报》，1976年6月15日）。
    对于保利工程引起的轩然大波，《星岛晚报》的一段评论，虽然十分简洁，却很值得监管当局认真检讨。
    保利公司的破产，使许多持有该公司股票市民，损失惨重……任何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都应纳于正轨，这样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彻查任何不规矩事情，是政府应有的责任。（《星岛晚报》，1975年12月17日）
    紧接保利工程丑闻案的是高升地产（Kao Shing Properties）及亚洲置地（Asia Lands & Properties）的财政混乱问题。1974年11月12日，当财政司夏鼎基勒令停止两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时，投资者才惊觉两家公司的财政及经营状况，原来已经百孔千疮，而董事局数度“大换血”的情况，更使人怀疑是否有人刻意作弊、瞒骗公众（《星岛日报》，1974年11月13日）。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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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股市是什么？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