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与中英争拗

    进入后过渡期，中、英两国在政制改革问题上的争拗，一直困扰着香港的社会及股票市场。1991年12月31日，当英国政府突然宣布卫奕信将会在1992年中退休后离任时，坊间已有消息指英国政府将会调整其对华政策（张顺洪，1997）。其中甚至有分析指卫奕信在任期间倾向与中方妥协的政策，引来了保守党内人士的不满，希望新任港督会坚持英国政府的利益，与中方周旋（刘再明，1999；周建华，2003）。从这个角度来看，卫奕信的离任应是中、英争拗的开始。
    卫奕信离任消息传出3个月后的1992年4月24日，英国首相府宣布委任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C. Patten）为香港第28任港督，接替卫奕信，而彭氏在同年7月9日上任之时，正是中、英争拗渐多，而关系又陷入低谷的时期。从另一角度看，彭定康的走马上任，曾经给很多香港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彭定康一改过往港督高高在上的做法，选择直接面向群众，并在履新当日即亲自“落区”巡视环境，并大打开明温情的“食蛋挞、饮凉茶”的“亲民牌”，令他迅即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
    事实上，由于彭定康早有腹稿，履新前后除了礼节性的接触外，并没有刻意与中方官员沟通，至于上任后随即施展浑身解数讨好普罗市民举动的背后，则明显给人博取市民支持增加日后谈判筹码的感觉（Patten, 1998）。正因彭氏早已预见下一步的结果，他并不急于与中方建立关系，而双方初期仍能保持“君子风度”的景象，也随同年10月1日国庆酒会的过去而一去不返。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立法局上发表上任以来首份施政报告，并在未和中方讨论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重大的政制改革，而当中最具争议性的地方，则是有关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安排。按照彭定康的提议，1995年的立法局议席将会取消9个功能组别的委任议席及10个选举委员会的议席。为了填补这些议席，彭定康建议将香港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口划分为九大行业，使每个行业均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各功能组别的代表。另外，彭氏又建议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会组成选举委员会，并由他们选出原属选举委员会推举的10个议席。（《星岛日报》，1992年10月8日）
    施政报告发表翌日，港澳办随即发表声明，指若政制改革建议不与《基本法》衔接，1997年后的特区政府将会别无选择地“另起炉灶、重新来过”。除此之外，新华社社长周南也公开表示，中方不会接纳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显示中、英两国在1995年的选举安排上有很大的分歧（《星岛日报》，1992年10月9日）。由于中、英两国关系紧张，在新机场委员会的会议上，中方拒绝了动用土地基金注资新机场工程的建议，消息使投资者联想到中、英关系的急转直下，将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合作，而恒生指数也在投资者预期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掉头向下。
    10月20日，彭定康访问北京，并先后会见了鲁平及钱其琛等高层官员，希望游说北京接受政改方案。不过，一如所料，中方坚拒接受。不但如此，港澳办主任鲁平更严厉地批评方案有“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及违反中、英两国过往的外交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要求彭氏撤回（《星岛日报》，1992年10月23日）。
    对于中方的反对，有备而来又作风强硬的彭定康，或者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事实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英方坚持方案也属无可厚非的事。针对中方所说的“三违反”，彭定康在某次记者招待会上高举《基本法》，反问中方官员他到底违反了哪一条？是哪一章及哪一节？言下之意，英方将会坚持政改立场和原则，不会退让（《星岛日报》，1992年11月25日）。由于双方各自表述，沟通或谈判往往只会演变成指责，令夹缝中的香港人颇感无奈。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北京政府在11月14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绝对不会接受港英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所谓政改方案，而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马卓安（J. Major）时也清楚表明，政改方案有可能影响中、英两国的经济合作。同月月底，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在会后指出，9号货柜码头合约有违两国的联合声明，中、英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引起社会人士很大的担忧（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November 1992）。
    为了进一步回应英国政府在政改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11月30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港英政府所签订或批出的合同、契约和协议，有效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中方绝对不会承认英方单方面签署而跨越九七的任何合约，消息使香港社会——尤其商界人士——大为紧张（《星岛日报》，1992年12月1日）。另一方面，由于中方明白到彭定康及其主要领导班子只会跟中国政府“对着干”，并不再存有合作的希望，因而决定禁止司局级干部与港府官员接触，使中、英对抗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之后的12月17日，新华社更加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但?言词尖刻地批评早前公开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怡和集团，指其为商界的“害群之马”，一直以不光彩手法谋取利益。在西方传媒看来，中方的做法显然想从另一层次打击彭定康（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December 1992）。
    虽然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英国政府施压，希望英方回到原先的承诺和协议上来，但彭定康仍认为政改方案没有任何不对，并坚持在1993年将之“刊宪”（即展开正式的立法程序），然后提交立法局审议。在既愤怒又无奈的情况下，中方宣布取消原先的“直通车”（through train）安排——即原港英时期在1995年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议员，不可以顺利过渡成为第一届特区政府的立法会议员，取而代之的乃是“另起炉灶”——即成立“临时立法会”，以确保主权的顺利移交。正因如此，自1993年至1995年底，中、英双方仍一直争拗不绝、骂战连连。
    回头看，在彭定康上任后的后过渡期内，由于中、英双方为着政改问题而斗个你死我活，因而也虚耗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以致很多民生、社会及经济等问题被忽略了，令不少香港人感到无奈和叹息。另一方面，由于两国关系恶劣，很多与回归及新机场计划有关的重大事务安排，也因意气之争而被窒碍或拖慢，使香港的社会及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至于一向敏感的股票市场，更随着双方骂战的不断升级而起起落落，令不少投资者无所适从。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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