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索托指引穷人富强路（2）

　　反对农民土地和房屋私有化的理由很多，其中一个常见理由，是它会导致土地兼并，贫富愈加悬殊。中欧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此提出反驳：“读史可知此说之谬。历代地主豪强的形成大致有三途径：1.皇帝赏赐或分配土地给宗室、勋臣、官员；2.权贵官僚阶层将税负徭役转嫁于自耕农，致后者贫困破产，典卖土地；3.商贾巨富勾结官府，巧取豪夺。土地兼并之祸在于特权，而非私权。”今天，“土地兼并之祸在于特权，而非私权”的判断依然成立，甚至可谓“俯拾皆是触目惊心”。凤凰网财经曾经做过一个土地改革专题，在专题中，陈志武教授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得土地实际控制权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变相限制农民自由，已经让一些农民一无所有、老无所依，而且成为社会动乱的核心根源。土地私有制要分两步走，先建立土地流转再把真正所有权归还农民。”陈志武认为，“说‘人类文明是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是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没有私有就没有人的自由。文明进程使私有制不断细化深化 ，而不是倒退回公有。古代不同形式的公有是劳动产出太低时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物质丰富了，反倒要回头公有？”其实所谓的公有，最后结果一定是官僚集团所有。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认为：“过去一直有一种判断，认为不允许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产权归农民，是为农民工失业返乡留下的最后保障，持此观点者经常会谈及历史上流民引发的农民起义，进而论证农村土地不能交易是中国社会稳定之策。但他们不了解，八〇后进城农民工，绝大多数已不再返乡生活。使土地没有交易价值只是伤害农民利益！没有产权不能交易，没有交换价值，这是关键。六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剪刀差：毛时代的城乡产品剪刀差，邓时代的城乡收入剪刀差，后邓时代的城乡资产剪刀差。这三次剪刀差，支撑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形成了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成本优势，提供了中国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廉价土地资源。”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牺牲农民换取所谓的发展，但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注意是身份意义而非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抛在后面的发展，不可能带来真正可持续的稳定发展。还有一种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是保护耕地。对此，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如果说在都给定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政治体制、宪政制度、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比较，到底是集体产权更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呢，还是私人产权更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呢，我想应该是后者。”

　　2011年9月28日，经济思想界“京城四老”（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刘国光）之一的厉以宁先生在演讲中称，必须要让农民拥有房屋产权，使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以弥补物质资本差距。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物质资本差距，导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最终体现在下一代不平等。而全面不平等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阶层固定化和职业世袭化。（《广州日报》）

　　中国问题一半以上还是三农问题，中国农民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源，是土地和房屋的独立产权没有确立，导致文明和财富无法“还乡”，形成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份、地位、财产权利的长期割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实不在于名义上所有。城市土地也都是国家所有。持此论者，不知道一个根本的区别：农村的土地房屋名为集体所有，有十分具体的代表人（村官）；城市的土地名为国家所有，具体的代表是法律。由法律所“代表”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直接去剥夺使用权人；但是由具体的个体去代表的，则普遍存在着这些掌握实权的个体——村官勾结上级上上级上上上级乃至上上上上级官员，将“所有权”凌驾于村民的使用权之上，予取予夺。而且，土地和房屋只能在小范围内的村民之间交易，使外来力量无法参与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仅凭中国社会里组织资源和财富资源都最为弱小的村民自我保护，力量微弱，不堪一击。再者，由于农民的土地、房屋不能向银行抵押贷款，不仅使农民失去财产资本化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彻底失去了来自现代庞大的金融组织力量的保护。这一切，使农民的土地、房屋等最基本的财产权利被陷于孤岛之中，风雨飘摇，脆弱不堪。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