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收如何助推高物价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中国GDP增速的两倍。在2009年，即使受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遽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仍有11.9％的增长。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攀升到21.1％，为全年GDP增速的204.85％。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显然又进入了超高速增长的轨道，1到4月份，同比增幅竟高达33.2％。
《南方都市报》曾报道一则消息，据业内测算，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车，所承担税负大约占车价的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144%），是美国的7-10倍，为世界之最，导致车价居高不下。例如新索纳塔在中国官方售价每辆为16.69万-24.99万元人民币，而在标准法规更苛刻、对汽车质量要求更高的美国，售价仅为12.58万-17.95万元人民币。其他方面高税收助推高物价，大同小异。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认为，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基本原理来讲，并不是所有税收都会推高物价。譬如，一些直接税（尤其是工薪所得税）会直接减少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从而对社会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中国目前的税制中，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譬如，2010年全国的个人所得税只有4,837亿元，只占全部政府税收总额77,390亿元的6.25%。故此，尽管2010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2.4％，但仅这一项税收增加对抑制总需求的影响恐怕是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中国高达数万亿元的灰色收入（王小鲁博士的估计数字）又显然是不受税收增加的影响。由此来推论，如果不能说直接税的增加对抑制通货膨胀没作用，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抑制效应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很小。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税收的主要构成是间接税，包括企业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以及进口商品的关税等等。只要一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需求弹性不是无穷大，不管这些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间接税的增加最终是由生产者来负担还是消费者来负担，最后都是要计入商品和劳务的最终价格而推动其价格上涨的。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为零（如某种生活必需品，像大米、食用油、食盐这些必需品），政府税收增加多少，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成比例的上升多少，且税收负担几乎会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由税收负担的增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在财政学中被称作为“前转嫁”（forward shifting），即卖方通过提高所售商品、服务和要素的价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税收负担转移给买方。政府间接税的增加，会推高商品的价格，应该符合财政学和税收学的基本常识，且不管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由于石油、电力能源等资源性行业和电信等基础服务行业行政垄断导致产品和服务长期质次价高、职工工资又长期处于世界低水平行列，因此，不管需求有无弹性的商品，税收的增加都没有可能使企业“内部消化”，即使其中极少数企业有“内部消化”的能力，对绝大多数行业来说也没有“内部消化”的能力。而不能“内部消化”不断增加的税负成本，就只能“外部转嫁”不断增加的税负成本。这“外部转嫁”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价格。
尽管近几年，除了极少数地方试点物业税以外，政府没有提高任何税种的名义税率，但是，由于目前（或之前）政府定的税率太高，大多数企业和商店都有某种避税、逃税甚至“偷税漏税”的方法和措施。在此情况下，只要税务局“加大税收执法”，税收“征收率”就会大幅度提高，从而相当于实际上提高了“税率”。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
《南方都市报》曾报道一则消息，据业内测算，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车，所承担税负大约占车价的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144%），是美国的7-10倍，为世界之最，导致车价居高不下。例如新索纳塔在中国官方售价每辆为16.69万-24.99万元人民币，而在标准法规更苛刻、对汽车质量要求更高的美国，售价仅为12.58万-17.95万元人民币。其他方面高税收助推高物价，大同小异。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认为，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基本原理来讲，并不是所有税收都会推高物价。譬如，一些直接税（尤其是工薪所得税）会直接减少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从而对社会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中国目前的税制中，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譬如，2010年全国的个人所得税只有4,837亿元，只占全部政府税收总额77,390亿元的6.25%。故此，尽管2010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2.4％，但仅这一项税收增加对抑制总需求的影响恐怕是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中国高达数万亿元的灰色收入（王小鲁博士的估计数字）又显然是不受税收增加的影响。由此来推论，如果不能说直接税的增加对抑制通货膨胀没作用，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抑制效应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很小。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税收的主要构成是间接税，包括企业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以及进口商品的关税等等。只要一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需求弹性不是无穷大，不管这些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间接税的增加最终是由生产者来负担还是消费者来负担，最后都是要计入商品和劳务的最终价格而推动其价格上涨的。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为零（如某种生活必需品，像大米、食用油、食盐这些必需品），政府税收增加多少，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成比例的上升多少，且税收负担几乎会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由税收负担的增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在财政学中被称作为“前转嫁”（forward shifting），即卖方通过提高所售商品、服务和要素的价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税收负担转移给买方。政府间接税的增加，会推高商品的价格，应该符合财政学和税收学的基本常识，且不管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由于石油、电力能源等资源性行业和电信等基础服务行业行政垄断导致产品和服务长期质次价高、职工工资又长期处于世界低水平行列，因此，不管需求有无弹性的商品，税收的增加都没有可能使企业“内部消化”，即使其中极少数企业有“内部消化”的能力，对绝大多数行业来说也没有“内部消化”的能力。而不能“内部消化”不断增加的税负成本，就只能“外部转嫁”不断增加的税负成本。这“外部转嫁”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价格。
尽管近几年，除了极少数地方试点物业税以外，政府没有提高任何税种的名义税率，但是，由于目前（或之前）政府定的税率太高，大多数企业和商店都有某种避税、逃税甚至“偷税漏税”的方法和措施。在此情况下，只要税务局“加大税收执法”，税收“征收率”就会大幅度提高，从而相当于实际上提高了“税率”。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