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或恶性）竞争（1）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每个竞争性经济都是帕累托有效的；每个帕累托有效配置都可以通过使用市场机制而获得。市场经济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在竞争市场中，一个最大化利润企业的最优定价原则意味着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后者即社会最优的条件之一。在现实中，由于外部性与市场权力的存在，试图最大化利润的努力不总是导致帕累托效率，市场可能失效。然而，在适当的政府干预下，市场竞争仍然可以趋近经济的配制效率。

　　计划经济是无效率的，部分是因为中央计划者没有充分信息去作出正确的决策，部分是因为企业不在最大化利润，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市场社会主义不拒绝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相反，它建立在这些基本定理的基础上（ Stiglitz，1994）。它设想市场竞争可以被完美地植入国有经济中，且只要国有企业受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动，社会主义即可以获得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的效率。

　　尽管没有被人明确加以表述，但这一直是指引中国经济改革过程潜在的基本理念。中国的国有部门改革始于将决策权（包括对生产、投资和定价的决策权）授予经理人并提供分享奖金与利润的激励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理人的自主权程度是衡量改革进程及其成功的一项基本的官方标准。形形色色的改革政策先后被付诸实施，以提高经理人自主性和市场竞争（Groves 等，1994；张维迎，1997）。其设想是：一旦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够自己决策并在市场上互相竞争，改革即大功告成。

　　大致来说，到1995年，大多数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已几乎自由决定生产并互相竞争。他们甚至不需要向政府（“所有人”）派发红利。换句话说，他们享受与其资本主义同行同等的自由，却不承担任何股本成本。然而，后果却令人惊讶，与预期大相径庭。尤其在90年代后半期，时有报道称许多国有企业彼此竞相压低价格，产品价格被故意定得低于边际成本，国有部门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媒体把这种定价行为叫做“恶性竞争”，我称之为“过度竞争”。过度（或恶性）竞争曾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家经贸委在1998年年中不得不发出一部管理性文件禁止国有企业降价，成为放开价格政策的一次重大倒退。

　　在西方市场经济中，除了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厂商试图通过赶走其竞争者而垄断市场的情形外，在没有厂商有望垄断市场的竞争性部门里，我们极少观察到如此大规模的过度竞争。为什么过度竞争存在于转型的中国经济之中？在什么特定条件下， 国有企业会从事此类定价行为？

　　在张维迎和马捷1999年发表文章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探讨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型。我们的基本论点是，源于所有制的扭曲可能诱使经理人从事过度竞争性行为。在传统理论中，厂商的目标由利润函数或某个与利润成比例的变量概括。利润最大化可以是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或甚至上市的私有企业目标的良好近似。但它肯定不是国有企业目标的良好近似。让我对此作详细的解释。

　　任何经济决策都会产生收益和成本。完全的私有制可以理解为决策者对经济决策的收益与成本的完全内化。因此，在公司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用经理人在公司销售收入中所占份额对其在公司成本中所占份额的比来衡量所有制扭曲。在静态模型中，这里的收入和成本应该被理解为一项生产决定所导致的永久现金流的贴现值。如果经理人的收入份额用 表示，成本份额用 表示[1]， 则所有制扭曲可以用 来衡量： 意味着没有所有制扭曲；当 时，扭曲产生。 离1越远，扭曲越严重。

　　我们假定：不论企业的所有权如何，经理人都最大化他自己的效用（等于其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成本）。在私人所有人控制的企业中， 即经理人对收入和成本均负全责，不存在所有制扭曲。不论市场结构如何，利润最大化行为都不会导致过度竞争。即使在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即 ， 的情况下，只要 ， 仍然成立，则不存在所有制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的目标函数仍然等价于利润最大化，过度竞争不会出现。

　　然而，在经理人的收入份额与其成本份额不等，经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不同于利润最大化行为。在静态古诺模型中，容易证明，当所有权扭曲足够大时（即 足够大），经理人的最优选择将把价格设在边际成本之下，过度竞争将会发生。这个模型演示在图5.1中，其中经理人的最优价格低于边际成本 。此外， 的企业数量越多、需求越有弹性，竞争则更可能过度。

　　

本文摘自《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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