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胎（3）

　　迪比亚西的新职位实际是降级了，但她还是又干了段时间，经常晚回家。终于，她对上司说，她晚上6点半必须回家，做不了综合节目了。但上面说，她只能干这活儿。

　　WSUA的管理层把迪比亚西安排在一个他们明知道她无法接受的岗位上。她雇了律师，踏上了起诉电视台的征途。律师说，无论多么难，都得保住那份差事儿，这很重要，否则经营方会说她自动离职。既要保住职位，又要准备官司，这实在很困难。

　　迪比亚西说：“别人让我悄悄用录音机给所有会议录音，然后到家把录音转成文字稿。我得工作，得应付律师，我丈夫经常外出，我还有两个小宝宝……所有这些让我情绪低落，最终不得不放弃。否则的话，我会丢掉生命中最热爱的东西，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迪比亚西还是决定不上诉了。“我知道如果坚持上诉的话，他们会说我不是个好记者。这类案子都很矛盾，为了惩罚别人对你的伤害，你先得展示这些伤害，显示自己是朵被摧残的花。但假如你不示弱，决心不做受害者，他们会问，那还有什么问题？”

　　这样，在做了15年电视报道后，迪比亚西丢掉了喜爱的工作、6位数收入、健康保险和独立的经济地位。她慢慢还要失去公众的承认，这可是新闻人的资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孩子年龄还小，她太冒失，想一周少干几天。因为有才华、精力和干劲，迪比亚西成了一位能挣钱的“女先生”，尽管她与千百万母亲没什么两样。

　　辛迪-迪比亚西的经历表明，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最常见的家庭生育计划—两个孩子，间隔不是太长—与大多数女性的职业生涯格格不入。刚生孩子的母亲及其雇主即使能应付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也常把大家拖垮。最富有同情心的雇主也会出人意料地拒绝第二胎。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告诉我，她的一个研究生怀孕了，她费尽心力，变通学校的规定，让女学生延长了一年学籍，有时间照顾新生儿。后来，就在要重返校园的时候她又怀孕了。

　　我这位自认为已仁至义尽的朋友产生了受骗上当的感觉。她觉得女人真蠢，不知道体制的宽容是有限度的。她说：“这个游戏只能玩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别人在为你承担风险的时候。”顺便说一句，这位教授没有孩子，而她获得了终身教职。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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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