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毒药

　　1978年，美国国会修订了《美国税收法典》，新法增设了第401(k)章，该条款规定员工无须为自己选择作为递延酬劳的、公司拿来赞助退休计划部分的收入交税。该法于1980年1月1日生效，到2003年已有438000家美国公司加入401(k)计划。因为有了401(k)计划，如今美国52%以上的家庭都拥有共同基金，其中许多人都是因为公司参与的401(k)计划而完成其首次投资。

　　只要花5分钟听听戴维-拉姆齐、苏兹-奥尔曼、珍-查特斯基或其他任何金融咨询顾问说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听到他们在大肆宣扬401(k)计划有多么好，吹捧401(k)计划是你投资的最佳场所──那当然，得在你还清信用卡账单之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条建议在大多数时候是绝对正确的，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却又是不幸的所在。

　　如同很多大中型美国公司，我所在的公司也提供401(k)计划，对于这一计划我已经做了9年的贡献。每个月，我所在的公司都会按比率缴纳我对该计划所贡献的部分──这是公司参与的401(k)计划的典型特征。与我退休金以外部分的投资不同，我的401(k)计划可以让我以税前金额进行投资，而所有的税收在几十年后再付清（这甚至还包括我在股票上所赚取的收益），在我退休后，处于一个较低税收水平的时候，我开始从401(k)计划拿钱，这不是很棒吗？

　　有公司配合以及延迟税收这两把利器，401(k)计划无往不胜，很快便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工具，但有一点除外，而这恰恰是最关键的地方。对于所有公司赞助的退休金计划，员工的投资选择只局限于很少一部分的收费型共同基金，也就是员工所在公司的投资顾问与其所签协议的投资公司选择的那些基金品种。那些成功打入你所在公司人力资源部或财务部门的投资公司也就成为你公司401(k)计划的顾问，他们由此轻松一举取得大群忠实的客户，这其中包括你和你的同事。这种可以控制整个企业及其雇员的能力使得401(k)计划成为金融机构参与收费型投资管理最具诱惑力的金融投资工具之一。

　　我们公司的退休金计划提供给我们9种共同基金的选择机会。每种都标榜为"无佣金"基金，也就是说该基金的运作不需要任何手续费，而事实是，他们每年都在收取年费，也叫"软费用"，一般是1～3个百分点。以30年期计算，2个百分点的年费会使你的退休金组合市值减少超过50%。对这些重复发生的费用基金营销资料中通常情况下会有一些说明，但这些说明总是晦涩难懂，业余投资者根本理解不了。这已然是公共基金行业不能说的秘密了。

　　不同于"硬"预付佣金，"软费用"并不直接向投资者收费，而是从基金投资组合中扣除。比如一个1亿美元"软"费率为2%的基金，取得了8%的年投资回报，那么基金公司会直接从800万美元的投资回报中扣除200万美元的费用，报告给你的收入仅表现为所投资金的6%，而不是实际产生的8%。同样，如果基金损失了8%，它还会在800万美元投资损失中增加200万美元的费用。比如说你在基金上投了1万美元，你的报表会显示10%的损失，或者1000美元的损失，而实际上是25%，或者说1000美元中的250美元是因为基金管理支出所造成的损失。

　　"软费用"就是这种他们并不会在你的账目清单上单独显示出来的费用。除非你自己计算，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付了多少钱。

　　我对401(k)计划的几乎所有贡献、那些构成我退休金组合的由专业人员管理的基金，在过去9年中的表现一直低于整个市场的行情。而就为这差强人意的表现，我得支付2万美元的基金管理费，这笔费用还得由我自己来算。极具讽刺的是，这2万美元正好几乎等同于这些年来我老板为我的401(k)计划所支付的费用。长此以往，共同基金费用的复合效应就会抵销掉401(k)计划中就算不是全部也会是大部分的收益。

　　即便如此，现在401(k)计划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大概5000万美国在职人员都参加了401(k)类型的计划。现在401(k)账户结余的平均值大约是2.3万美元，乘以行业基金年费中值1%，我们就能得出仅公司赞助的401(k)计划费用一项就可达115亿美元（即50000000×23000×1%）。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115亿美元给我们这些投资者退休账户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每年对股东少于2%的低于股票市场的回报，专业基金经理每年在我们退休账户上抹去了230亿美元（即50000000×23000×2%）。如果对投资者所持退休账户以外的近10万亿美元的共同基金部分进行相应计算，你会发现，这一数字增长了近10倍，更别提花在"硬"基金费用上的数十亿美元。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行业，他们拿着数百亿美元的报酬却让他们的客户损失数千万美元，即便如此，他们却毛发无伤，并且能始终如一、年复一年，理直气壮地持续存在着。

　　在提交给国会的证词中，管理财务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前参议员彼得-菲茨杰拉德这样描述7万亿美元的美国共同基金事业："世界上最凶狠的搜刮。"这话从一位政治家嘴里说出来，实在是再真实不过了。

　　从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资本黄金时代，再到更近一些的科技大发展时期，恐惧的行为效应，特别是这种恐惧──贪婪（定义为"害怕缺少"）的效应，使得一批穿着考究、言语得体、拥有高学位和所谓股票选择专业知识的专家从中获利，而这一切要以牺牲这些美国人的收益为代价：他们想要参与到所在时代的金融大繁荣活动中，而经济又比较窘迫。

　　即便如此，数据表明这些金融顾问、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选股并不成功，他们和我们这些天真的投资者一样，只是金融产业机构利润和方法论之间矛盾冲突的无辜副产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努力工作的好员工，每天他们都代表其所在公司的客户，尽他们所能地把时间花费在考察堆积如山的金融报表和数据上。他们从没意识到正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左脑思维，这些使他们能够取得这份高薪职位的诸多要素影响了他们成功选择股票的能力。

本文摘自《从8万到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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