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裂（1）

　　如果说教育，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总是在强调灌输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开发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的能力的重要性，那么目前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裂分歧又是源自哪里呢？究竟从什么时候考试人文学科变得与对管理者的培训不再相关了呢？还有，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人文学科的人不再关心各类组织的事务、不再关心社会的有效运转了呢？理解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分裂的起源是理解如何修复这种分裂的基础。

　　现代公司在美国兴起所造成的颠覆有一个完备的记录。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铁路建设者开始，一直到标准石油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大型实体的兴起，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是美国公众不断加剧的恐慌和疑虑，因为这些愈发庞大的公司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以1877年铁路大罢工和1884年干草市场暴乱(又译“秣市骚乱”)为例的劳工骚乱，加上移民潮引发的城市人口激增，使得公众对于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过高的担忧日益加剧。进步的改革者寻求解决贫穷、腐败、犯罪和其他城市痼疾的方案，而政府在制约托拉斯权力方面却无所作为；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企业合并风潮造成了更为庞大的企业，它们掌握着更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社会所遭遇到的这一系列动荡不安中，蓬勃兴起的私营企业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将自己的权威合法化。正如拉凯什-库拉纳所认为的那样，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联合起来，那么就可以让商业合法地变成一种专业。正如高等教育将自己奉献给从人文艺术理想承继下来的传统一样，管理学也拥抱“其自身所拥有的理性、公正以及对共同价值观的信守。”通过保留人文学科课程，尽管这些课程也会通过选修制度和对“非自由主义的理想”来加以修正，美国的大学直到十九世纪晚期这一动乱时期，仍然能够向传统上所做的那样，继续强调人格修炼和人性发展。任何一个由实践派所组成的团体，如果希望自己被视为“专业人士”的话，都会通过与道德和伦理传统建立一定的关联而发展得顺风顺水。

　　因此，美国的第一所商学院在试图更好地利用科学的专业化这一趋势的同时也试图保留人文学科传统的因素，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1881年成立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就是第一所建立在(传统)大学基础上的商学院；到1893年，美国已经成立了500多所商学院。和宾州大学一样，达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也顺应了大家对管理教育方面日益高涨的需求，先后成立了自己的商学院：塔克商学院(1900)和哈佛商学院(1908)。

　　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折射出了其对科学的热情，在当时的世纪之交大学里充满了关于科学的辩论。随着管理者通过强调其学科的理性特征致力于提升其学科地位，使之能够达到与其他专业人士平起平坐的水平，科学管理特别是泰勒主义，即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对工作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主宰了当时商学院的课程安排。但是，由于哈佛、达特茅斯和宾州大学都有深厚的人文学科传统，因此它们更看重全面发展的公民和领导者在人格方面的修炼和发展这些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理想。

　　因此，当时还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新兴的商学院需要和已有的商业学校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化而言，关键在于要与每个学校固有的人文学科传统建立关联。沃顿的使命在于致力于教育美国的上层精英，他们继承了家族财产，需要在为社区奉献的一生中培养出“社会良知和道德品格，”至于这种奉献是通过投身商业还是政界则不论。塔克商学院强制推行了“3＋2”课程，要求学生在接受商业课程培训之前首先完成三年的人文教育；这一安排背后的理念是为了培养出接受过宽泛教育、具有宽泛兴趣的学生，而不是一门心思只知道赚钱。同样，哈佛的商科课程则也需要入学的学生拥有人文教育的底子。哈佛的建校文献就阐明，该机构的使命在于“增进学问，泽被子孙；务使吾辈为牧师者不至于因教堂尚有目不识丁者而入土不安。”欧文-杨在哈佛商学院落成典礼上曾经说：“哈佛商学院将不遗余力地消除商业上的目不识丁者，使吾辈为教师者可以入土为安。”将新建的商学院与人文学院的根基关联起来能够确保传统的价值观得以镌刻在新的机构上。

　　当在大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学课程站稳脚跟的时候，政府开始更加严格地审视私营企业。一批进步文学，例如法兰克-诺里斯的《章鱼》(1901)对美国西部的铁路垄断企业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1904)则披露了美国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些引起人们质疑的做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监管大企业，这些行动包括1903年推出的公平交易法案，要求美国巡回法院特别关注反垄断诉讼案件。罗斯福还成立了商务部和劳工部，意识到了政府对商业领?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影响到全国金融系统的1907年大恐慌促使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普若委员会关于银行政策和执行的听证会最终导致了伍德洛-威尔逊在任期内所推行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联邦储备系统的创立。

　　新的以大学为基础的商学院也开始响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为了提升商业人士的专业程度，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新的商学院在自己的课程中大力强调科学管理和理性主义。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社会的动荡很多都与劳工纠纷有关。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从而帮助企业提升劳工的经济福利，减轻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泰勒的管理方法来源于他的一种信念，他认为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如果采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泰勒及其追随者们能够提升劳工和资本的劳动生产率，最终的结果是单位成本降低，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泰勒所看到的劳工和管理层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学教育的需求急剧上升，泰勒对商学院课程设置的影响不断增强。1918年美国参战之后，生产大量战争物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需求，也使人们对效率和计划的迷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威尔逊总统专门成立了战争工业委员会来监督战争物资的生产。该委员会由伯纳德-巴鲁克这个成功的华尔街投资家领导，对公共部门实行了广泛的监管。赫伯特-胡佛则掌管食品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宣传活动，鼓励民众采取诸如“无肉星期二”等手段来节制食品消费。战争工业委员会成了一个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合作的新概念资本主义的样板。

　　到1920年，在众人眼里，大企业不再被视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相反，企业及其专业管理人士成了缓解社会动荡不安的有力帮手。大多数美国人转而认为，管理、计划和效率是确保社会秩序和繁荣的关键。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