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实现制度反腐？

　　要制度反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可这么多年下来为何越反越腐？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只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没有真正的制度改进。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摆脱不了渴望海瑞、包青天，怒斥刘青山、张子善的思维模式。

　　其实，个人的好坏是很难界定的，好人也可能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走向犯罪之路；反之，完善的制度也可以遏制坏人的不法企图。邓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能够将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能将好人变坏”。由此推论，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觉悟低的、抵挡不住诱惑的，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才会防微杜渐。

　　因此，在谴责贪官的同时，我们更应反思体制，厉行改进，避免更多的制度悲剧。

　　下面这个“护士发错药之后”的故事很值得借鉴。这位护士叫玛丽，在纽约一家医院已经工作了三年。这年纽约气候异常，住院病人激增，玛丽忙得脚不沾地。一天给病人发药时，她张冠李戴发错了药，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酿成事故。但医院的管理部门依然对这件事情展开了严厉“问责”。首先问责护理部。他们从电脑中调出最近一段时间的病历记录，发现“玛丽负责区域病人增加了30%，而护士人手并没有增加”。调查部门认为护理部人员调配失误，没有适时增加人手，造成玛丽工作量加大，劳累过度。然后问责人力资源部门的心理咨询机构。玛丽的家里最近有什么问题？询问得知，她的孩子刚两岁，上幼儿园不适应，整夜哭闹，影响到玛丽晚上休息。调查人员询问后认为“医院的心理专家没有对她进行帮助，失职！”最后问责制药厂。专家认为“谁也不想发错药，这里可能有药物本身的原因”。他们把玛丽发错的药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发现几种常用药的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他们向药厂发函：建议改变常用药片外包装，或改变药的形状，尽可能减少护士对药物的误识。

　　那几天玛丽特别紧张，不知医院如何处理。医院心理专家走访了她，告诉她不用担心病人赔偿事宜，已由保险公司解决。还与玛丽夫妻探讨如何照顾孩子，并向社区申请给予她10小时义工帮助。玛丽下夜班，义工照顾孩子，以保证她能充分休息。同时医院特别批准她“放几天假，帮助女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这以后，玛丽工作更加认真细致，也没有人发生类似错误。她和同事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

　　不久前，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中山五建”现为“丽景湾地产”第二大股东。而“中山五建”共有4名股东，分别为林永安、李启明、林永灿、林元明。其中，林永安是李启红的丈夫，李启明是李启红的弟弟，林永灿是林永安的弟弟，林元明与他们亦有亲戚关系。此外，李启红的弟弟李启和还担任中山市南区区党工委副书记，兼任区党校校长。

　　借鉴“护士发错药”的案例，我们要多问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给了李启红这样的官员足以养廉的高薪？我们的制度为何没能阻止她帮助自己的亲属谋取高位？在她一步步陷入权力泥沼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有没有及时提醒和警告过她？我们又如何防止下一个王启红、张启红？

　　历史上，以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制度之短。海瑞凭一己之力，对抗强大的官僚势力，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海瑞被迫辞职回乡，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1586年海瑞复出之后上奏称：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之外别无他途。但在当时，面对司空见惯的贪污现象，他的言论只能被视为不合乎时代潮流。明代李贽指出，一个清官的危害甚至可能比贪官更甚。何也？因为清官更容易让公众把希望寄托于个人之上，而忘记对制度的反思。

　　面对问题，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分析和思考，将会帮助更多的“护士玛丽”；相反，简单地将李启红重重惩治，固然可以泄愤，却未必有助于防范更多类似的悲剧。

　　比如，几乎每次煤矿出事背后都有一些地方官员被牵涉进去，以至于中纪委不得不在2005年8月30日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问题。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运动式”反腐效果难以持久，一旦松懈下来，老问题必定卷土重来。

　　应该说，寻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难以遏制的力量，在利益的驱使下，总会有企业企图通过收买政府官员来谋取超额利润。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改革的不断演变，寻租力量的目标也在不断转移，从双规制时期的倒卖钢材，到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和内幕交易，房地产市场拿地，交通局拿高速公路，药监局拿批文，发改委拿项目……环境污染不过是长长的名单上又一个领域而已。

　　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到2008年，这一灰色收入已经上升到5.4万亿元。

　　治理腐败，最忌讳的讳疾忌医。腐败在任何国家都存在。2007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说客多达1.7万人，游说开支排名第一的是“金融、保险与房地产行业”，其在1998~2006年间的游说开支高达25.58亿美元。

　　我国利益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对立法的影响上，而是利用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漏洞进行“寻租”。这一特点既与现行制度不够完善有关，也源于我国注重人情和面子的关系型文化基础。

　　与经济发展相比，维护公众健康与安全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底线，是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是社会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基石。受制约的权力、充分的媒体监督、严厉的刑罚，这是维护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之底线所必需的要素。终结医疗、食品、污染领域的乱象，是时候了。

　　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全球迈入低碳社会的关键角色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必须拥抱绿色革命，不仅仅是承担国际责任，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摘自《谁伤了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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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和种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幸福感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差距。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谁伤了你的幸福？》适合公司白领、企业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参与者、关心个人生存环境的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