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首次公开募股审批制
2010年，京藏高速长达数月的大堵车引发举国关注。但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深思的是那些隐形的京藏高速：审批制导致的商业堵车。证券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审批制即为一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名为核准制，实为审批制，因为公司是否能获得首次公开募股资格是证监会发审委说了算，而且标准非常复杂：成长性、创新性、赢利质量、募集资金投向……更关键的是，首次公开募股核准的节奏是证监会控制的，不是说申请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越多审批就越快，相反，节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级市场走势和证监会的斟酌。结果，通往首次公开募股的道路上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时超过上千家之多。有不少企业家在“过会”那一刻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呼苍天佑我，堪称全球证券市场一大奇观。
也许有人辩解说，发审委也是好意，帮助投资者把好质量关，何况发审委聘请了数十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其实，由买方（投资者）和卖方（拟上市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发审委）评价一家上市公司质量的好坏是很危险的。公司的好坏既取决于复杂的管理、竞争、技术、政策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要评判哪些公司上市后更好，恐怕巴菲特也不敢拍胸脯。国际经验表明，“买家责任自负”是保护市场公正的最佳途径，投资者要掏出真金白银，当然会对自己投下去的钱负责，即使看错了也只能怪自己眼拙。再则，不同的企业都应拥有平等的融资权，无非好的企业价格高，差的企业价格低而已。剥夺那些所谓不够创新、不够成长性的企业的融资权，实在有违公平原则。
发审委委员们能保证对自己看走眼的企业向投资者赔偿吗？更何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谁敢保证发审委的人不会被利益收买？
当然证监会并不需要无为而治。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三公，具体而言：在一级市场，确保上市公司没有虚假陈述；在二级市场确保信息披露充分、及时、准确，没有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但是以上市公司数量之多和信息之繁杂，证监会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核实每家公司是否造假的。怎么办？
出路在于对违法者的惩罚机制。以首次公开募股为例，拟上市公司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审核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事后发现了问题，证监会应深入调查，判定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中介机构所负的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惩处。发现一个，不折不扣地处理一个，唯有不留余地的严格执法，才能起到震慑效果，规范企业行为。
但是威慑效果充分显现并非易事。其一，需要坚强的执法意志和独立的司法体系，避免选择性执法。其二，法律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要足够严厉，方可取得成效。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安然公司的造假行为，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安然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严厉行动：全球五大之一的安达信宣布破产，罪魁祸首安然公司原董事长肯尼斯?雷在案件即将宣判前突然死亡。
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堵车”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其一，人为控制扭曲了首次公开募股的供求关系，导致了高市盈率的堰塞湖，实际上是投资者对融资者的变相补贴。其二，发审委的审批，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自由选择和配置资源的效率。其三，高市盈率导致企业趋之若鹜，滋生了巨大寻租空间，PE腐败、保荐人问题皆由此而生。
也许还有好心人担心：取消首次公开募股管制，上市融资的公司激增，可能导致二级市场股价暴跌。其实，本来就是泡沫，为什么非要硬撑在那里呢？2010年9月3日，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平均市盈率分别高达51倍和70倍，而美国股市在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时期平均市盈率不过45倍而已。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过多的管制、审批所导致的商业堵车，已成为转型难、转型慢的重要症结所在。这些管制不仅加大了交易成本，更产生了强大的负向激励，使得大量企业热衷于寻租和短期暴富的机会，而怠于管理和创新。打通这些隐形的京藏高速，是不容回避的任务。
中国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和种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幸福感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差距。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谁伤了你的幸福？》适合公司白领、企业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参与者、关心个人生存环境的普通读者。
也许有人辩解说，发审委也是好意，帮助投资者把好质量关，何况发审委聘请了数十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其实，由买方（投资者）和卖方（拟上市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发审委）评价一家上市公司质量的好坏是很危险的。公司的好坏既取决于复杂的管理、竞争、技术、政策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要评判哪些公司上市后更好，恐怕巴菲特也不敢拍胸脯。国际经验表明，“买家责任自负”是保护市场公正的最佳途径，投资者要掏出真金白银，当然会对自己投下去的钱负责，即使看错了也只能怪自己眼拙。再则，不同的企业都应拥有平等的融资权，无非好的企业价格高，差的企业价格低而已。剥夺那些所谓不够创新、不够成长性的企业的融资权，实在有违公平原则。
发审委委员们能保证对自己看走眼的企业向投资者赔偿吗？更何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谁敢保证发审委的人不会被利益收买？
当然证监会并不需要无为而治。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三公，具体而言：在一级市场，确保上市公司没有虚假陈述；在二级市场确保信息披露充分、及时、准确，没有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但是以上市公司数量之多和信息之繁杂，证监会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核实每家公司是否造假的。怎么办？
出路在于对违法者的惩罚机制。以首次公开募股为例，拟上市公司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审核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事后发现了问题，证监会应深入调查，判定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中介机构所负的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惩处。发现一个，不折不扣地处理一个，唯有不留余地的严格执法，才能起到震慑效果，规范企业行为。
但是威慑效果充分显现并非易事。其一，需要坚强的执法意志和独立的司法体系，避免选择性执法。其二，法律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要足够严厉，方可取得成效。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安然公司的造假行为，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安然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严厉行动：全球五大之一的安达信宣布破产，罪魁祸首安然公司原董事长肯尼斯?雷在案件即将宣判前突然死亡。
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堵车”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其一，人为控制扭曲了首次公开募股的供求关系，导致了高市盈率的堰塞湖，实际上是投资者对融资者的变相补贴。其二，发审委的审批，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自由选择和配置资源的效率。其三，高市盈率导致企业趋之若鹜，滋生了巨大寻租空间，PE腐败、保荐人问题皆由此而生。
也许还有好心人担心：取消首次公开募股管制，上市融资的公司激增，可能导致二级市场股价暴跌。其实，本来就是泡沫，为什么非要硬撑在那里呢？2010年9月3日，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平均市盈率分别高达51倍和70倍，而美国股市在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时期平均市盈率不过45倍而已。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过多的管制、审批所导致的商业堵车，已成为转型难、转型慢的重要症结所在。这些管制不仅加大了交易成本，更产生了强大的负向激励，使得大量企业热衷于寻租和短期暴富的机会，而怠于管理和创新。打通这些隐形的京藏高速，是不容回避的任务。
本文摘自《谁伤了你的幸福？》
中国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和种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幸福感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差距。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谁伤了你的幸福？》适合公司白领、企业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参与者、关心个人生存环境的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