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的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回顾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以来增长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困难，我有三个令人困惑的发现。首先，所有这些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研究方法都揭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它们很难解释不同国家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当中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显而易见，不同国家之间在人均产出和国民收入方面的差异仍然是令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困惑的问题。众所周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一国从资源依赖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乃至后工业经济阶段的结构转型。然而，二战后鲜有发展中国家完成了这一转变。

　　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于农业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或者没能超越有限的传统产品生产而拓宽制造业的基础。经济学分析至今也没能系统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从一个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的工业社会，而大多数国家仍然深陷于赤贫之中，或止步于中等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导致财政预算负担过重、寻租行为盛行以及被保护部门生产率低下。然而，进口替代似乎是每一个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新产业中变得具有竞争力的必要步骤。由于新产业发展与生俱来的协调性和外部性问题，仅仅为私营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更好的投资环境显然不足以启动持续的动态增长。亚当-斯密等人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加速其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进程，从而从低收入的农业国向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继而成为后工业化阶段的高收入国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另一方面，已将其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并且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仍然面临着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这样的严峻问题。其中一些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与高失业率和经济不稳定进行斗争。

　　其次，发展政策也在随着发展经济学思想而不断演进。事实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建议也密切跟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经济学范式而变化，有时甚至成为其主要支持者。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银行，在当时由欧洲重建主导的全球政治环境下，其工作重点主要是基础设施的重新建设。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独立国家不断涌现，冷战主导了国际议程，世界银行的首要目标也转向了对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经营成为其主要业务。

　　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兴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拉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了华盛顿共识的出台。结构调整计划成为世界银行和低收入国家之间互动的主要手段。随着柏林墙被推倒以及对新的公共政策共识的探索，世界银行转为对经济发展采取整体分析。它采用了综合发展框架，专注于成员国的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它还寻求在与政府官员的对话中加入更多的参与者（包括国会议员、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企业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问题成为主要的国际议程，世界银行的政策也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高治理水平，以及通过严格的效果评估以确保成果落到实处。

　　最后，那些沿着产业和技术阶梯不断上升的国家，很少遵循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的政策处方。包括2008年增长委员会报告确定的13个国家中的很多在内，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拒绝传统理论，扩大了其制造业基础，并成功转向更复杂的工业品的生产。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们奉行出口促进战略，而不是旧结构主义学说所倡导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的政府积极帮助私营企业进入新的产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首先在卫生和教育领域进行随机控制试验或社会试验，但人民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却得到大幅提升。这就使得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相关性出现严重问题。

　　尽管不可否认知识一直在进步，然而现今的一些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前几代研究者所面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创新驱动，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在创新和适应变革方面很成功，而其他国家却并不成功？究竟是什么力量促进了经济收敛，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实质性的进展？使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迁条件是什么？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初始条件，还是制度，抑或是政策？政府和市场在动态增长中所应扮演的最合适的角色是什么？

　　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使富国能继续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对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进行概念化的分析，以便使一些大胆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再像不可预知成功的传说，就如同李冰在两千多年前决定修建都江堰大坝时的情形。虽然经济学家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达到他的高瞻远瞩，但如果他们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就一定会从历史和经济理论中学到很多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在《道德经》中写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翻译成现代语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而已，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属于认识上的愚笨。”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在系统性地做出决策之前，最好对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而不要过分依赖于书架上的那些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教义。下一章将讨论政策制定的失败案例，并希望能从发展政策的诸多失误中吸取教训。

本文摘自《繁荣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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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