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银政关系僵局

　　“‘银政一家’与‘银政对立’都不可取，要理顺银政关系，改变社会上淡薄的信用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政府是关键。”

　　早些时期，国有银行和政府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在我到开行工作之前，这家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简称“两基一支”）为业务领域的银行，项目主要由国家指定，自身只负责项目资金配置和贷款条件的评审。在当时“大财政、小银行”的特定体系下，开行一度如同国家的“拨款机器”。正因为如此，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开行的贷款质量是当时国有银行整体资产质量欠佳在政策性银行的缩影，不良贷款率高达32.63%。

　　面对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我国许多学者和金融界人士都把这看成是地方政府指令贷款的结果。他们认为，由于政府和银行关系过于“亲密”，由此引发政府干预银行业务，产生了大量的关联贷款，形成了很多银行坏账。这就把政府和银行推向了对立面。1998年6月，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金融机构党组织和干部实行垂直管理，这也被很多人视为地方政府和银行关系脱钩，地方政府不再对银行享有“话语权”的信号。

　　正当银政关系陷入紧张之际，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又陷入了内需不足的险滩。亚洲金融危机后，刚刚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中国，内需不足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仅靠国家重点项目已经不足以左右经济全局。地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急需理清银政关系为经济社会发展铺路。

　　1998年7月，我到开行3个月后，按照朱镕基总理关于“各大银行行长都要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指示精神，先后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广东、辽宁、青岛等省市调研。在这轮密集调研中，我首次从银行机构的角度，近距离审视银政关系，深入了解各地发展中的问题和潜力，多方探寻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有个显著的国情，就是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很高，有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既要制定规则，又要在相当领域和相当程度上发挥“教练”和“准运动员”的作用。政府拥有审批项目、注入资本金、完善法人制度、重组资产、协调企业还贷以及推动企业向资本市场发展等资源，有着很强的组织协调优势。所以，政府推动市场发展，政府与市场相互结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融资体制的基本特征。

　　当时，我们提出了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政策性银行的思路。顺着这个思路，我那时就想，如果能把政府“自上而下”的组织优势运用起来，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来发展经济，开行支持地方发展就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银政一家”与“银政对立”都不可取，要理顺银政关系，改变社会上淡薄的信用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政府是关键。银政合作、共建信用，是中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扩大内需的一条独特有效路径。

　　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子、水混合后，就会像花岗岩一样坚硬。我相信，这一原理在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是适用的。它使银政关系不再相互分离和冲突，而是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对立转为合作，从抵消变成合力，进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形成共谋发展的有利局面。

　　1998年8月，我与安徽省政府领导座谈时提出，银行和地方政府应在风险防范方面加强合作，比如地方政府主管领导挂帅，层层有人负责，明确目标责任，落实还贷措施等。随后，开行与安徽省芜湖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创造了今天在全国各地普遍采用的城建融资“芜湖模式”，拉开银政合作第一阶段的序幕。

　　在安徽省的示范效应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与开行合作，共同构建新型银政关系。仅2000年，开行就与18个省、市政府签订金融合作协议，与全国27个省市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按照这一全新的模式，一方面开行积极支持地方项目建设，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发展中的融资难题；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把政府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信用优势，帮助开行回收贷款、防范金融风险。

　　在银政合作中，开行摸索出一种借助地方政府力量化解不良贷款的方法。天津夏利就是一个例子。

　　世纪交替之际，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临近，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作为国产汽车的天津夏利，市场份额逐年下降，无论是车型、技术，还是成本，都无法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开行要回收在夏利的贷款，难度可想而知。为啃下这块“硬骨头”，我们跟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反复讨论。我跟他们说，天津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硬环境”，也需要通过配合银行化解不良贷款来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开行可以给天津城建提供100亿到200亿元的融资支持，但天津要帮助开行把夏利7亿多元的不良贷款化解了。

　　这个谈判，谈了差不多有一年，最后双方一笔一笔地核算。为了与开行启动大规模的银政合作，天津市政府决定帮助夏利走出欠贷困境，把市政府能调动的资源都调动起来，明确这个部门承担多少，那个部门承担多少。经过两年的努力，开行在天津夏利的不良贷款最后干干净净地化解了。

　　天津夏利不良贷款的化解，对开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在化解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调动了合作方的信用意识。我把这故事讲给外国的投资银行人士听，他们都很惊讶，认为不可思议，我说这在中国就能做到，银政合作就能做到。当然，不是所有的不良贷款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化解，但只要找准了银政双方的契合点，就能做到互利双赢。

　　这是开行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轮合作，对我国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作出了贡献，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这种方式，认为这是实现银政双赢的重要创新。

　　认识在实践中升华。在与各地政府的广泛金融合作中，我逐步认识到，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市场与西方发达市场有天壤之别。表面上看，是诸多急需发展的领域得不到资金支持，更深层次的问题却是市场落后和信用缺损，这构成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本文摘自《政府与市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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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市场之间》以金融学家、国家开放银行董事长陈元的自述为主，全面记录陈元及国家开发银行创造性地运用开发性金融理论，为民生、国家发展解决问题的实践实录。首次披露众多重大投资决策出台的过程，尤其是对彼时国内政策和国际局势的金融解读，角度独特，极具价值。所有事件串联起来就是中国近十几年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一本书读懂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本书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探索，每个篇章都有决策纪实、理论与访谈三部分构成，全景解读开发性金融的实践过程，让读者重返金融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