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贫富之谜（2）

　　这一增长研究流派的主要优点在于把技术（除了资本和劳动）明确引入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中。但是当时研究工具的局限导致这一方法有一个主要的缺点：技术被看做外生给定的公共产品。模型的主要预言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将会停滞。尽管这一假设能够使模型保持“条件收敛”这一关键预言，但也显得有点怪异：技术，作为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却外生于整个增长模型。

　　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不同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研究者。由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罗伊-哈罗德（RoyHarrod）、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Kalecki）、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Kaldor）、琼-罗宾逊（JoanRobinson）等领衔，他们为垄断竞争革命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传统理论相反，他们的工作表明增长分析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认识到绝大多数行业既不是完全竞争的，也非完全垄断。他们还质疑在增长模型中资本可以测量和加总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正是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等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学者的核心观点。尽管英国剑桥学派的学说起初极具争议性，甚至被认为是左派观点或是意识形态推动的，但是他们对经济增长学说演变的贡献，随后也为主流经济学所认可（Robinson，1933，1956；Solow，1998）。

　　尽管长期增长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了新的萌芽，但宏观经济学家在战后时期更感兴趣的是经济周期的研究。当他们试图更好地理解稳定政策——避免突发且代价高昂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致力于长期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此外，主流经济学不得不面对演化经济学的挑战。以集大成者纳尔逊和温特（NelsonandWinter，1982）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些论文作者关注对于企业和产业组织如何随时间演化的基本问题的批判。他们明确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均衡的基本假设。他们认为这些假定无助于理解技术创新和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为了替代这些假设，他们提出：经济学应该借用生物学的自然选择概念，构建一个更准确的商业行为的进化理论。他们承认，企业一般都是受利润所驱使，并寻求提高利润的方法，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必将使利润最大化。同样，他们强调盈利更多的公司倾向于将盈利较少的公司驱逐出市场。他们的新范式和分析框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开发出更连贯和有力的模型来解释在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有竞争力的公司如何动态演变的，还因为他们的方法被认为与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最后，他们的研究对福利经济学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演化经济学理所当然在后来成为许多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灵感之源。

　　在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内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一些杰出的研究者决定重新研究国家之间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他们的动机可能是能够使用新的跨国数据，揭示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主要差异，从而能够进行实证上的比较分析。安格斯-麦迪森等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唤醒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认识。研究数据令人困惑，而且一直如此。对经济增长的调查结果和世界各个地区迥异的经济表现表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确是不均匀的：从1900年至2001年，西欧人均GDP增长了5.65倍（西方附属国增长了5.7倍），与之相比，拉丁美洲这一数字为4.2，东欧为3.2，非洲仅有1.5。在过去的30年当中，生活在高经济增长国家或与OECD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人口数，已经从10亿增加到40亿，增加了3倍（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

本文摘自《繁荣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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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