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农”战略为代表的“民生新政”对2008年危机“软着陆”的作用

　　1.“三农新政”出台的背景及内容

　　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第三次乡村治理危机，详细分析参见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根据我们近年来所进行的理论归纳，乡村治理危机主要归因于制度变迁中强势主体为最大化获取制度收益而逐层向外进行的代价转嫁，这个分析对于中国“三农新政”的出台背景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农业要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这双重风险，因此农业比之其他现代产业天然具有弱质性。更本质地看，在从传统社会向所谓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三农”要面对的不仅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还要面对因强势利益集团主导政策供给而导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风险--承载制度变迁的代价。

　　因此，无论在经济危机时期还是城市和现代经济部门快速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基础方面“三农”领域的资金、土地等稀缺资源都在大幅度地加速流出，即使在乡村的资金要素也愈发难以和农村中候鸟式迁移的劳动力要素相结合，客观上不仅导致了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日益衰败，还使得1997年以来的第三轮农村治理危机总体上不仅没有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和高涨而自发缓解，反而有加重态势--尽管随着2004年全国启动农业税费减免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2.农村“资本池”和“劳动力池”调节功能的修复

　　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三农”新政的同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一方面使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农村作为“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有所修复；另一方面，使县域经济作为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功能得以加强。这对于纠正国民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的“三大过剩”和“三驾马车”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中国经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具体传导机制是：其一，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按当年价计算，2003-2008年间支农投入超过14731亿元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央对农业的投入包括：支农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以及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经费、农村救济费等项，限于统计数据，2003-2006年数据只包含支农支出、2007及2008年数据仅为农林水利支出，因此实际支农投入应大于17904亿元。。另据测算，2003-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达30967.52亿元；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约1.5万元、年均约2500元。这不仅使农村资本池的资本存量大大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也提供了大量在地化非农就业，使得受到极大破坏的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得到改善。

　　其二，大量的惠农投入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政策界普遍认同新农村建设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认为农村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根据马晓河等人的研究，2000-2004年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5.3%，而同期市民为69.5%，对于农村消费来说，用“给点阳光就灿烂”来形容最恰当不过。2000-2003年，我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增加量只有1000亿元左右，而在2004年增加量就翻番达到2312亿元，2005年前7个月同比又增加了1480多亿元。有学者估计，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将会使“十一五”期间农村每年平均增加4000多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增贡献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

　　其三，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原来的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而转变为一般性的农村内部的财产利益纠纷，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这是“三农”能再次承载危机转移的代价的社会基础。

　　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有惊无险地从容应对的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本文摘自《八次危机》

---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