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如果把1988-1994年发生在中国的大危机与西方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作客观对比，应该能出一本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得坚持客观地把1988-1989年的滞涨、1990-1991年的萧条和1992年的复苏、1993-1994年进入高涨的同时再次诱发高通胀的过程，看作一个比较典型的危机周期来作分析。诚然，中国1993年以后以应对危机的政府调控为实际内容的“深化改革”，及其造成内需下降导致的外向型经济大转型，对世界资本主义影响巨大，也给后辈留下了异常丰富的话题。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在七十年代连续增加外债转化为赤字的压力下，必须换汇还债。随之是以中央财政“甩包袱”为内核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名推动“地方工业化”（与1958年类似）。于是，一方面是最有创汇潜力的沿海率先得到对外开放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对外负债只能由中央政府偿还。于是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八十年代因高增长+低上访的“黄金十年”而名垂青史！其中有三种不同的原始积累或资本扩张：一是城市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二是农村经济休养生息、乡镇企业进入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遂使三农承载经济危机能力增强；三是国家垄断资本派生的“官二代”向“富二代”横空转世，官倒公司靠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进行“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三者充满矛盾的“谐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贪污腐败大量发生。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日本高增长终结于房地产泡沫破灭，财政赤字与金融高负债，加速一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

　　中国受制于外汇短缺、财政赤字和偿债乏力，因而进一步放权让利于并不承担债务责任的地方政府，全国普遍出现“政府公司化”--各地政府借机攀比出台以“亲资本”为内涵的改革政策，大规模招商引资和经济过热，遂使中央债务负担陡增。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相对于GDP的综合债务率曾经高达140%以上（高于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的平均水平）。但在那时，因1989年“政治风波”遭西方封锁的中国没资格呼救--西方主流舆论是“中国崩溃论”……在中国政府严酷的宏观调控和自我紧缩的促推下，只能再次像1980年那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那样，以深化改革为名内向型地“成本转嫁”！在付出巨大财产损失和社会代价走出危机时，中国的国内战略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及其利润，都已经极高比例地受控于跨国公司了。

本文摘自《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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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