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世纪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变迁（2）

　　劳动力过剩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就一直面对的问题，虽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有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经达到了46%左右这个数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标定义而在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注。理论界对城市化多有质疑，农村仍然有1.3亿-2亿的剩余劳动力存在（聂名华、杨飞虎，2010）。从资本过剩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于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等消费市场发育不足，不仅消费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国内储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银行系统从1994年开始出现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存差已达12519.7亿元，存贷比为69.5%，说明国内金融资本过剩也日益严重。从一般制造业产能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业项目平均5年的投资周期后，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总供给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剧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即已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

　　3.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与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的形成与1993-1994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也与1997-1998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两者的地方属性不需多说，劳动力要素那时不能自由流动）。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产业的在地化发展，使这三种资源资本化的收益的相当大部分留在了“三农”内部。

　　但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使不流动，也不再具有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主、客观条件）。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只是，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鉴于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累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蒋省三、刘守英等，20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2006年时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3%（排第二的企业所得税比重为18.1%）。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这就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财政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世界银行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课题组，2005）。

本文摘自《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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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