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充分就业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5）一书中指出，如果对私营部门完全放任自流，这部分经济有可能在远低于生产潜能水平线的位置达到相对活跃状态，其结果是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没有任何自动调节机制可以保证一个合理的支出总额，以使那些想就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他反对当吸引雇主招募更多的员工。与此相反，凯恩斯认为低工资意味着更低的消费水平，企业家则会进一步削减产量，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凯恩斯进一步与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他认为如果政府能适当地利用支出和税收杠杆，就可以调节总需求水平（即经济中的总消费水平），那么即使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把失业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凯恩斯深知，如果总需求超出经济实际生产力，那就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调控，避免总支出过高或过低。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面对过高的失业率，政府应当支出比税收更多的资金，以期刺激经济；而面对通胀压力时，则应反其道而行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预算盈余（支出减税收为正）和预算赤字（支出减税收为负）将实现平衡，国家债务亦可保持相对稳定。当然，这仅仅是个理论。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大批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这一理论才被许多疲于应对充分就业问题的西方国家政府所采纳。战争期间，在政府支出长期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终于尝到了充分就业的甜头。以上事实也成了各国证明凯恩斯主义正确性所需要的全部证据。

　　威廉-贝弗里奇的《自由社会的全面就业》（1945）一书十分有效地传播了凯恩斯对失业问题诸多来源的解释及相关对策。英国战时联合政府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大力推行充分就业政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作了类似的努力，紧接着加拿大政府于1945年发布了白皮书，而美国政府尽管有所保留，依然出台了《1946年就业法》。“充分就业”后来还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问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良好运转创造条件，但很难直接降低失业率。典型政策有：限制包括工会在内的垄断权力、降低关税、保护私有产权、确保税收和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此外，还包括开展公共教育，以期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就业队伍。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检验，这些政策始终无法解决充分就业及类似的问题。尽管如此，在凯恩斯主义到来之前，上述政策已经算是上上之选了。“二战”后出现的新局面是，政府认为自己拥有了一套掌控经济的工具，可确保年年实现或接近充分就业。将近25年过去了，事情一直在按期望的那样发展。1960~1972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远低于6%的水平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政府干预。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中期为止，凯恩斯主义可谓无懈可击。70年代，随着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一个新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其后货币主义为政府所采纳，它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对货币供应量（存在多种定义）加以控制，并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没有就滞胀问题提供答案。货币主义政策的运用，以及财政紧缩和对预算平衡的倡导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加拿大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经合组织预计加拿大将是七国集团里唯一能在2006年和2007年实现盈余的国家。然而今天，货币主义的光环正在逐渐褪去。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更加注重实效，而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中央银行负责管理货币供应和利率以保持低通胀，而金融部门推行的财政政策（即调控税收和支出），从广义上讲和凯恩斯主义路线一致，只是改为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作为政策目标，而不再是充分就业。

本文摘自《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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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业、污染、环境恶化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