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充分就业到经济增长

　　凯恩斯以其短期理论而闻名，因为“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这句话出自其早期著作《货币改革论》，同时也概括了他另一部更有名的作品—《通论》）。有一项特征决定了凯恩斯的理论只能是短期理论：他将投资（新基础设施、建筑和设备上的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但并不怎么在意以上支出同时也增加了经济生产力这一事实。投资越多，工厂越多，需要的设备和劳动力也越多。短期内充分就业所需满足的总支出增长必须与产能增长保持同步，这样才能维持长期环境下的充分就业。这就是为何政界人士和政界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在庆祝一家新工厂的落成时，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某些必需产品的供应增长，而是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就业不足似乎比产品短缺更为重要。过去，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工作，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而现在我们需要保持产能增长，仅仅是为了确保就业。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凯恩斯将这一问题留给了别人。英国的哈罗德和美国的多马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参与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考察了总需求和总产能均衡增长所需的条件。

　　几年后，政府开始着手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努力维持充分就业局面。多马评价道，他和哈罗德的研究“关注失业问题，但他们将经济增长作为治理这一问题的良方，而非最终目的”。而“实际上，在1950年以前的官方及专业文件中，几乎找不到关于西方国家将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的任何记录。”1936年，考林-克拉克首次发布了人均实际收入年增长率的估值。英国《经济调查》年刊第一期刊于1950年，其中提到了‘增长率’这个名词。”阿恩特在论及1949年10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份公告时表示：“在官方公告中明确提出以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这在西方国家可能还是第一次。”

　　变化是如此之快。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言，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济增长“被迅速推向最高点，毫无疑问成了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政策目标”。分析这一变化时，阿恩特指出：“加快经济增长被视为当前西方经济所有痼疾的预防及补救良药，包括收支不平衡（尤其是美元短缺）、就业不足，以及供不应求或竞争性利润索赔所导致的通胀等。”阿恩特还认为，苏联的威胁和“冷战”是美国将经济增长作为最高政策目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50年代，各国增长率的比较已具有愈加重要的政治意义……1957年的联合国《欧洲经济调查》中，首次披露了基于经合组织估值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增长率的地位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这成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学术研究的一大热门话题。“从那一年（1960年）开始的10年间，经济增长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策目标优先级中占据了很高的位置。”经济增长也是肯尼迪和尼克松那场旷世之争的主要焦点。肯尼迪竞选获胜之后，加快经济增长更是成为一项中心目标。

　　如《联合国世界经济调查（1959）》所述，“在《联合国宪章》的指引下，对充分就业的目标进行重新诠释，使之包含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标志着政策理念的第二次重构”。“不仅在法国、英国、瑞典和荷兰，还包括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些不干预政策的大本营，它们在60年代都对经济增长采取了目标更为明确的控制手段。”

　　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经济增长的观念已日趋成熟，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的首要政策目标。经济发展观的羽翼渐丰可表现在诸多方面，如阿恩特所述，“即使是那些富裕国家，也普遍认为一种稳定、快速和无限期的产能增长（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毕竟从最广义的角度讲，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人们所希望和要求的，而这一理念无疑构成了经济发展观的核心”。

　　阿恩特认为，富裕国家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主要是基于以下5个方面：对于持续物质增长的渴望；经济产值增长时更易应对竞争性索赔，并使其他一些问题（如充分就业）更为可控；保持社会“情绪高涨”；重回亚当-斯密时代；还有不甘人后。有关最后一点，阿恩特引用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父”多马对于国际竞争的一段评述：“这一动机确立了快速经济增长在大国（甚至许多小国）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地位，而它本身几乎与生活水平相关福利的理性评估毫无关联。”

本文摘自《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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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业、污染、环境恶化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