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务存疑

　　若要走出这种病态制度的泥沼，似乎只有两条出路。其一看似理想，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通过强大的领导力，号召年轻人（加上其父辈以及祖辈的同心协力）支持更为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我在前文已作过解释，此举势必困难重重。但是我坚信，会有办法实现如此强大的领导力，这就在于要改变政府现行的财务体系。

　　政府现行的财务体系，坦白说有一定的欺骗性——不会定期公布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巨额负债不为人知，即便是当前的收入支出明细也让人真假难辨。若是如此行事，合法企业肯定难以为继。曾将如此混淆视听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世的最后一家企业，就是恶名昭著的安然公司。

　　其二，应该有能力制定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以便将政府的负债情况与其资产状况进行比较。这也会有助于澄清财政投资赤字与当前消费赤字。政府应当效仿企业，采用公认会计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制定代际账户，以明确现行政策对各代人的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如此作为，如果我们没有着手对政府财务进行整体改革，那么恐怕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西方民主社会将沿袭其当下不负责任的态势继续前行，直至步希腊等地中海经济体的后尘，一个个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先是公信力缺失，继而借贷成本攀升，最终政府在不堪之际，不得已削减支出，提高税负。这种情况下，最终会导致债务违约和通货膨胀当道，我们都会陷于阿根廷的境地。

　　当然，还有着第三条可能的出路，即我们在日本和美国所见到的局面，也许英国也是如此。债务还在不断攀升，但是出于通货紧缩的担忧，中央银行购买债券，到其他国家寻找投资避险的渠道，这使得美、日等国的政府借贷成本处于空前低位。但这种局面的问题在于，这会导致数十年间近乎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停滞静止状态的又一版本，不过，这次是西方社会停滞不前。

　　随着我们的经济窘境日益恶化，选民也在努力寻找替罪羊。我们谴责政客，认为他们没有妥善管理公共财政。但我们觉得银行家和金融市场也难辞其咎，仿佛是因为其不顾后果的放贷，才有了我们不自量力的借款。我们寄希望于加大监管力度，但不希望自己会因此受累。这就引出了第二章的主题。我将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从民主制度的人类“蜂巢”转向市场的达尔文丛林法则，我想试问：在这其中，我们是否也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制度出现衰落迹象？

　　在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巨额的公共债务是违背隔代社会契约的一个表象。在下一章中，我想提出一点，即政府对市场过度复杂的监管是否实际就是它本意想要治愈的顽疾。正如我们所见，法治有着诸多敌人，但这其中最为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那些冗长而费解的法律的缔造者。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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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