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分流的成因（1）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而且极富功效，但是制度或成长环境的功效要比自然伟大得多，并可以对出现问题的或不良自然条件进行修正、改变以及提高，使之成为良性”，英国人文学者理查-塔弗诺（RichardTaverner）在《智慧的花园》（GardenofWysdom）一书中如是写道。塔弗诺的文字很好地总结了一个被人们很快普遍认同的观点：广义而言，决定现代历史产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气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会是疾病爆发等因素。

　　为什么自公元1500年之后，欧亚大陆西部的那些陷入常年争战的小国及其在新世界殖民地的发展要远胜过其他文明呢？从16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的生活水准出现了极大的分流，西方人的富裕程度远超过“其他人”。近300年前，中国的人均财富占有量与北美相比可能还略胜一筹，可到了1978年，美国人却比中国人平均富了22倍之多。历史的大分流不仅出现在经济层面，由此引发的寿命和健康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以距今不久的1960年为例，中国人均寿命不过40岁出头，而同期的美国已然达到70岁。西方人在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流行文化领域也同样当仁不让。在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十余个有形帝国，在鼎盛时期所占疆域占世界版图陆地面积和世界总人口近3/5的水平，其经济产量也占全球的3/4以上。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帝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西方人仍在继续统治着世界。将苏联称作“东方”的自负理念是在“冷战”期间提出的，实际上，这是统治亚洲大片土地的最后一个欧洲“帝国”。

　　西方人至多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却在全球的物质和政治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全球性的不平衡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种理论学家一般会认定这是因为欧洲人种的先天优势使然，但是这种观点似乎很难令人信服。公元500年时的人类基因库与如今相比也的确没什么太大变化，而从那以后欧亚大陆的西端经历了近千年的经济相对停滞。同样，欧洲的气候、地形、自然资源在公元16世纪和6世纪期间也相差无几，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在整个欧洲的“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时期，欧洲文明与同期的伟大东方帝国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恕我冒昧，尽管思想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地理及农业因素可以解释欧亚大陆较世界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但是这无法解释在公元1500年之后，欧亚大陆西端的发展为何大大好过东端。

　　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是大分流理想的答案，因为在欧洲人远渡重洋征服世界之前，很多其他文明同样也曾一度如此。引用“大分流”观点的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彭慕兰认为，这纯属幸运使然。幸运的欧洲人误打误撞碰到了加勒比的所谓“鬼田”（ghostacres），这里很快便为大西洋城市居民提供了大量富含卡路里的蔗糖，而这些只能是大多数亚洲人的奢望而已。更加幸运的是，欧洲人还迅速获取了大量煤炭储量。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孜孜以求，去寻找海外殖民地“鬼田”；为什么他们无法解决采煤技术难题，而英国人却所向披靡。

　　我认为只有关注制度的作用，才能找到解释大分流成因的最佳答案。例如，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约翰-沃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曾提出人类组织模式的两个阶段/模式。第一个阶段称为自然状态或“有限权限模式”（limitedaccesspattern），具体特点如下：

　　经济增长缓慢。

　　非国有组织数量较少。

　　政府规模小，施行中央集权，并且未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

　　社会人际关系由个人和王朝关系构成。

　　第二阶段是“开放权限模式”（openaccesspattern），其特点如下：

　　经济增速更快。

　　富裕而活跃的公民社会，各类组织机构层出不穷。

　　政府规模更大，并施行分权制。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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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