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管制的幻想（2）

　　对于没有美国背景的英国听众而言，严格监管金融市场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反之，放松管制就会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就越发难以令人置信。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银行业也在执行从紧的政策，伦敦旧城被类似传统同业公会般的限制层层束缚。作为承兑行委员会尊贵会员的商业银行，至少在概念上，也会对接受商业汇票、发行债券和股票心存顾虑。商业或零售银行还要受到大型“高街银行”联盟的控制，后者负责设定存贷利率。在证券交易市场，独立的经纪商卖出，特殊交易商买入。对所有这些绅士资本家，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方在一旁慈祥而又不失威严地观望，只消动动眉毛就能察觉出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在所有这些条条框框之外，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前及之后设定的大量法律法规需要遵循。1947年的《外汇管理法》严格限制英镑以外的币种交易，有关规定一直延续到1979年。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详细确定了各国汇率兑换规则之后，英格兰银行还会定期干预英镑的汇率问题。1948年的《公司法》、1958年的《证券欺诈禁止法案》和1967年的《公司法》，都会对银行加以监管。1963年的《存款人保护法》对未能纳入“第8条”和“第127款”晦涩条例的接受存款机构又多了一层监管。1959年的拉德克里夫委员会报告认为，货币政策的传统工具并不充分，在此之后，又出台了对银行贷款限额的管控。消费信贷（主要采取“分期付款购买”即分期付款形式）也被严格监管。被英格兰银行认可的银行需要保持28%的流动性比例，实际上，这都要由持有大量英国政府债券来实现。

　　但在这金融严格监管的时代，英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经济腾飞”。相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观点认为英国在经历着19世纪2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灾难性的10年，当时不仅银行业出现严重危机，股市也在崩盘，房地产泡沫破裂，并且还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多亏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才使英国渡过难关。这期间也出现了英国版的伯纳德-麦道夫、贝尔斯登公司以及雷曼兄弟公司，只不过我们现在谁还记得起这些名字：伦敦的杰拉尔德-卡普兰（GeraldCaplan）、郡县证券（CountySecurities）、杉木控股公司（CedarHolding）以及成功投资信托公司（TriumphInvestmentTrust）？诚然，英国次级银行危机部分源自爱德华-希斯政府对银行监管政策所作的拙劣改变。但如果把这些举措误以为是放宽管制就大错特错了，新的监管体系称为《竞争与信贷控制条例》，它要比所取代的原有体系更加复杂和烦琐。此外，恶名昭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错误，对于随后而来的金融危机也难辞其咎。在我看来，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验教训并非错在放松管制，其实，不当的监管才是罪魁祸首，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力的前提下，更是如此。对于如今我们所处的危机而言，我相信这也依然适用。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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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