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管制的幻想（1）

　　当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受到一些人的见解的影响，你可能会以为症结在于金融监管不力。有相当数量的著名评论员表示，致使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而这一危机似乎至今并未结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所作的决策就已经为此埋下了隐患，正是这些决策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实质性的放宽管制。在往日那些美好的时光里，据说当时的银行业相当“无趣”。美国在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得涉足彼此，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99年该法案被废止。

　　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在里根执政的时代，法律变化基本终结了新政在抵押贷款方面的限制。在里根的宽松管制政策之后，美国的生活节俭之风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同样主要是得益于里根时代的宽松管制政策”，金融体系“才敢用微薄的资本在市场上放手一搏”。在另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不无留恋地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稳定时期，那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存款保险杜绝了银行挤兑的威胁，对银行财务状况的严格控制以及要求限制风险借贷和金融杠杆，限定了银行可以通过借入资金为投资融资的尺度”。这的确是一段美好时光，“是银行业索然无趣的时代，也是经济增长叹为观止的时代”。“战后的10年，美国企业生产力整体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这一时期，银行受到严格管制，私募股权投资几乎不复存在，直到后来，我们的政治体系作出决定，认为贪婪是个好东西，从此这一切一去不返。”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保罗-克鲁格曼一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在他的《13个银行家》一书中，大量描述了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芝加哥的律师兼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也加入其中，号召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金融巨头花旗银行的掌门人桑迪-韦尔，现如今索性放弃了。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这就是所谓：宽松管制政策难辞其咎。自1980年以来，放开手脚的金融市场得意忘形，银行忘乎所以，结果咎由自取。现在，它们必须束手束脚，重新来过。

　　我想事先说明，我无意为银行家粉饰。但是，我的确不认同上述观点。一方面，这次美国危机中有个重要方面不容忽视，即它以贝尔斯登公司和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崩溃作为开端，那么仅仅因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仍在实施，这一切就会烟消云散吗？这我实在无法苟同。这两家都是纯粹的投资银行，完全也可以是因为管理不善于1999年前就宣布倒闭。全美金融公司、华盛顿互惠银行以及美联银行也是同样，这几家商业贷款银行虽未涉足投资银行，但也没有避免关门大吉的厄运。另一方面，所谓美国经济在罗纳德-里根在位之前的表现优于在位之后，就得益于1980年之前对银行的从紧控制，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1950年到1979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的确较1980年到2009年快了很多，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又要比70年代快了许多。而且，在1979年之后，其增速一直快于加拿大。与保罗-克鲁格曼不同的是，我认为在过去70年间，还有其他一些改变生产力增长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首先跃入我脑海的有诸如科技进步、教育以及全球化因素等。但是如果我也简单套用他的理论，那么很显然与美国相比，加拿大一直保持着较紧的银行管制体系，生产力本应较美国增长更快，可实际情况却相反，这就无法自圆其说。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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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